第一节 齐篡东魏
第十四章
周齐兴亡
第一节 齐篡东魏
北齐基业，虽创自神武，而其能整顿内治，则颇由于文襄。文襄者，神武长子，名澄，（文宣篡魏后，追谥为文襄皇帝，庙号世宗。）武明皇后娄氏所生也。（后为神武微时妃。《齐书》本传云：少明悟。强族多聘之，并不肯行。及见神武于城上执役，惊曰：“此真吾夫也。”乃使婢通意。又数致私财，使以聘己。父母不得已而许焉。盖实奸通，非聘娶也。《传》又云：神武既有澄清之志，倾产以结英豪，密谋秘策，后恒参与，此乃妄说。《传》又云：神武逼于茹茹，欲取其女而未决，后曰：“国家大计，愿不疑也。”及茹茹公主至，后避正室处之。《北史·彭城大妃尒朱氏传》云：荣之女，魏孝庄后也。神武纳为别室，敬重逾于娄妃。《冯翊大妃郑氏传》云：名大车。初为魏广平王妃，迁邺后，神武纳之。宠冠后庭。神武之征刘蠡升，文襄蒸于大车。神武还，一婢告之，二婢为证。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。武明后亦见隔绝。时彭城尒朱大妃有宠，生王子浟，神武将有废立意。文襄求救于司马子如。子如来朝，伪为不知者，请武明后。神武告其故。子如曰：“消难亦奸子如妾，如此事正可覆盖。妃是王结发妇，常以父母家财奉王；王在怀朔被杖，背无完皮，妃昼夜供给看创；后避葛贼，同走并州，贫困，然马矢，自作靴；恩义何可忘？夫妇相宜；女配至尊，男承大业；又娄领军勋；何宜摇动？一女子如草芥，况婢言不必信？”神武因使子如鞠之。子如见文襄，尤之曰：“男儿何意畏威自诬？”因告二婢反辞，胁告者自缢。乃启神武曰：“果虚言。”神武大悦，召后及文襄。武明后遥见神武，一步一叩头，文襄且拜且进，父子夫妻，相泣，乃如初。观此数事，神武于父子夫妻之际薄矣。北夷本不严嫡庶之别，所重特在贵族，娄后之家世，自远不逮尒朱氏等，然神武不替文襄者？创业之际，长子未可轻动；抑文襄颇有吏才，政事实赖之；又娄后女配至尊，其弟昭，即子如所谓娄领军者，亦有勋绩；此正如汉高不替吕后、惠帝，为有种种牵制故也。《后传》又云：文宣将受魏禅，后固执不许，帝所以中止，此又妄说。文宣欲受禅，岂其谋及于后？且后亦曷尝能终止文宣之篡乎？其后孝昭、武成之篡，后若成之，则其地位使然，且亦二王势力已成，非真后之能有所作为也。读史者或以后为能通知政事，能豫政，其说实误，故一辩之。北夷入中国，多以不知政理败，如尒朱荣即是，齐神武虽有才，政事尚不能不藉文襄为助，况于娄后邪？早豫军国筹策。天平三年，梁武帝大同二年。）入辅朝政。（时年十六。）元象元年，（梁大同四年。）摄吏部尚书。《北齐书·本纪》云：魏自崔亮以后，选人常以年劳为制，文襄乃釐改前式，铨擢惟在得人。又沙汏尚书郎，妙选人地以充之。至于才名之士，咸被荐擢。假有本居显位者，皆致之门下，以为宾客。盖颇能于武人、勋贵之外，有所任用矣。《纪》又云：兴和二年，（梁大同六年。）加大将军，领中书监，仍摄吏部尚书。自正光以后，天下多事，在任群官，廉絜者寡。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，纠劾权豪，无所纵舍。于是风俗更始，私枉路绝。案《孙腾传》云：腾早依附高祖，契阔艰危，勤力恭谨，深见信待。及高祖置之魏朝，寄以心腹，遂志气骄盈，与夺由己。求纳财贿，不知纪极。生官死赠，非货不行。府藏银器，盗为家物。亲狎小人，专为聚敛。在邺，与高岳、高隆之、司马子如号为四贵。非法专恣，腾为甚焉。（腾、隆之、子如皆为尚书令、仆，岳为京畿大都督。）《论》曰：“高祖以晋阳戎马之地，霸图攸属，治兵训旅，遥制朝权，京台机务，委寄深远。孙腾等俱不能清贞守道，以治乱为怀。厚敛货财，填彼谿壑。赖世宗入辅，责以骄纵，厚遇崔暹，奋其霜简。不然，则君子属厌，岂易间焉？”《循吏传》曰：“高祖以战功诸将，出牧外藩。不识治体，无闻政术。非惟暗于前言往行，乃至始学依判、付曹。聚敛无厌，淫虐不已。虽或直绳，终无悛革。此朝廷之大失。”可见当时内外皆残民以逞之徒矣。《高隆之传》云：入为尚书右仆射。时初给民田，贵势皆占良美，贫弱咸受瘠薄。隆之启高祖，悉更反易，乃得均平。魏自孝昌已后，天下多难，刺史、大守，皆为当部都督。虽无兵事，皆立佐僚，所在颇为烦扰。隆之表请：自非实在边要，见有兵马者，悉皆断之。自军国多事，冒名窃官者，不可胜数。隆之奏请检括，获五万余人。而群小喧嚣，隆之惧而止。夫隆之等虽贪暴，然遇有益于公，无损于私者，则亦未尝无整顿之心，此实自古暴君污吏皆然。委寄深远，宜若可行其志，然犹以群情弗顺，有所慑惮而止，可见整顿之不易矣。文襄作辅，于崔暹之外，又任宋游道、卢斐、毕义云等，加以直绳。（三人皆见《北齐书·酷吏传》。游道初为殿中侍御史，以风节著。孝庄即位，除左兵郎中，与尚书令临淮王彧相失，上书告之，解职。后除司州中从事。神武自大原来朝，见之曰：“此人宋游道邪？常闻其名，今日始识其面。”迁游道别驾。后日，神武之司州飨朝士，举觞属游道曰：“饮高欢手中酒者大丈夫，卿之为人，合饮此酒。”及还晋阳，百官辞于紫陌，神武执游道手曰：“甚知朝贵中有憎忌卿者，但用心；莫怀畏虑，当使卿位与之相似。”于是启以游道为中尉。文襄执请，乃以崔暹为御史中尉，以游道为尚书左丞。文襄谓暹、游道曰：“卿一人处南台，一人处北省，当使天下肃然。”游道入省，劾大师咸阳王坦，大保孙腾，司徒高隆之，司空侯景，录尚书元弼，尚书令司马子如，官贷金银，催征酬价，虽非指事赃贿，终是不避权豪。又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。省中豪吏王儒之徒，并鞭斥之。始依故事，于尚书省立门名，以记出入早晚。令、仆已下皆侧目。为高隆之所诬，处其死罪，朝士皆分为游道不济，而文襄闻其与隆之相抗之言，谓杨遵彦曰：“此真是鲠直，大刚恶人。”遵彦曰：“譬之畜狗，本取其吠，今以数吠杀之，恐将来无复吠狗。”诏付廷尉，游道坐除名。文襄使元景康谓曰：“卿早逐我向并州，不尔，他经略杀卿。”游道后至晋阳，以为大行台吏部。卢斐，文襄引为相府刑狱参军。毕义云为尚书都官郎中。文襄令普句伪官，专以车辐考掠，所获甚多，然大起怨谤。会为司州吏所讼，文襄以其推伪众人怨望，并无所问，乃拘吏数人斩之，因此锐情讯鞫，威名日盛。紫陌，在邺城西北五里。遵彦，愔字。）神武虽间以旧恩，有所纵舍，（如尉景司马子如是也。《景传》云：景以勋戚，每有军事，与库狄干常被委重，而不能忘怀财利，神武每嫌责之。转冀州刺史，又大纳贿。发夫猎，死者三百人。库狄干在神武坐，请作御史中尉。神武曰：“何意下求卑官？”干曰：“欲捉尉景。”神武大笑。令优者石董桶戏之。董桶剥景衣，曰：“公剥百姓，董桶何为不剥公？”神武诫景曰：“可以无贪也？”景曰：“与尔计，生活孰多？我止人上取，尔割天子调。”神武笑不答。历位大保、大傅。坐匿亡人见禁止。使崔暹谓文襄曰：“语阿惠：儿富贵，欲杀我邪？”神武闻之，泣诣阙曰：“臣非尉景，无以至今日。”三请，帝乃许之。于是黜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仪同三司。神武造之。景恚，卧不动，叫曰：“杀我时趣邪？”常山君谓神武曰：“老人去死近，何忍煎迫至此？”又曰：“我为尔汲水胝生。”因出其掌。神武抚景，为之屈膝。先是景有果下马，文襄求之，景不与，曰：“土相扶为墙，人相扶为王，一马亦不得畜而索也？”神武对景及常山君责文襄而杖之。常山君泣救之。景曰：“小儿惯去，放使作心腹，何须干啼湿哭，不听打邪？”常山君，景妻，神武姊也。《北史·司马子如传》曰：文襄辅政，以贿为崔暹劾在狱，一宿而发尽白。辞曰：“司马子如本从夏州策一杖投相王，王给露车一乘，觠牛犊。犊在道死，惟觠角存，此外皆人上取得。”神武书敕文襄曰：“马令是吾故旧，汝宜宽之。”文襄驻马行街，以出子如，脱其锁。子如惧曰：“非作事邪？”于是除削官爵。神武后见之，哀其憔悴，以膝承其首，亲为择虱。赐酒百瓶，羊五百口，粳米五百石。）然文襄能行其意者盖多。（《宋游道传》曰：兖州刺史李子贞，在州贪暴，游道案之。文襄以贞豫建义勋，意将含忍。游道疑陈元康为其内助，密启云：“子贞、元康交游，恐其别有请属。”文襄怒，于尚书都堂集百僚扑杀子贞。则虽豫建义之勋者，亦不必尽蒙宽宥；而亲要如元康，亦时有不能庇右者矣。）《崔暹传》言：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，及尚书元羡，雍州刺史慕容献。又弹大师咸阳王坦，（禧子。）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罪状极笔。并免官。其余死黜者甚众。高祖书与邺下诸贵曰：“咸阳王、司马令，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。尊贵亲昵，无过二人，同时获罪，吾不能救，诸君其慎之。”高祖如京师，群官迎于紫陌，高祖握暹手而劳之曰：“往前朝廷岂无法官？而天下贪婪，莫肯纠劾。中尉尽心为国，不避豪强，遂使远迩肃清，群公奉法。冲锋陷阵，大有其人，当官正色，今始见之。今荣华富贵，直是中尉自取。高欢父子，无以相报。”赐暹良马，使骑之以从。且行且语。暹下拜，马惊走，高祖亲为拥之而授辔。魏帝宴于华林园，（此邺下之华林园。）谓高祖曰：“自顷朝贵，牧、守、令长，所在百司，多有贪暴，侵削下人。朝廷之中，有用心公平，直言弹劾，不避亲戚者，王可劝酒。”高祖降阶跪而言曰：“惟御史中丞崔暹一人。谨奉明旨，敢以酒劝。并臣所射赐物千匹，乞回赐之。”其所以风厉之者至矣。自是之后，诸勋贵亦颇知敛迹，（如尉景获罪后，授青州刺史，史言其操行颇改。司马子如起行冀州事，亦能自厉改。）不可谓非整顿之效也。（从来恶直丑正之论，无如《北齐书·杜弼传》之甚者，不可不辞而辟之。《传》曰：弼以文武在位，罕有廉洁，言之于高祖。高祖曰：“弼来，我语尔。天下浊乱，习俗已久。今督将家属，多在关西，黑獭常相招诱，人情去留未定。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，专事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望之，以为正朔所在。我若急作法网，不相饶借，恐督将尽投黑獭，士子悉奔萧衍，则人物流散，何以为国？尔宜少待，吾不忘之。”及将有沙苑之役，弼又请先除内贼，却讨外寇。高祖问内贼是谁？弼曰：“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。”高祖不答，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，举刀按矟以夹道。使弼冒出其间，曰：“必无伤也。”弼战栗汗流。
高祖然后喻之曰：“箭虽注不射，刀虽举不击，矟虽按不刺，尔犹顿丧魂胆，诸勋人身触锋刃，百死一生，纵其贪鄙，所取处大，不可同之，循常例也。”弼于时大恐，因顿颡谢曰：“愚痴无智，不识至理，今蒙开晓，始见圣达之心。”夫兵之所以可畏者，以其将杀伤人也，若明知其注而不射，举而不击，按而不刺，则人孰未尝见兵？弼即畏懦，何至战栗汗流？高欢乃一犷悍之夫，安知衣冠礼乐为何事？且果如所言，其任高澄以裁勋贵，又何为乎？稍深思之，即知此传所云，并非实录，而为不快于督责之治者所造作矣。《北史·文襄纪》云：少壮气猛，严峻刑法。高慎西叛，侯景南翻，非直本怀很戾，兼亦有惧威略，亦此等人所造作也。其《论》曰：“文襄志在峻法，急于御下，于前王之德，有所未同。盖天意人心，好生恶杀，虽吉凶报应，未皆影响，总而论之，积善多庆。然文襄之祸生所忽，盖有由焉。”此论亦必有本，可谓怨毒之情，形于辞表矣。果如此曹之意，则欲求辅弼者，必纵其虐民而后可乎？此真所谓盗憎主人者也。又案《陈元康传》云：高仲密之叛，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，将杀暹，世宗匿而为之谏请，高祖曰：“我为舍其命，须与苦手。”世宗乃出暹而谓元康曰：“卿若使崔暹得杖，无相见也。”暹在廷，解衣将受罚，元康趋入，历陛而升，且言曰：“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，有一崔暹，不能容忍邪？”高祖从而宥焉。又云：侯景反，世宗逼于诸将，欲杀崔暹以谢之。密语元康。元康谏曰：“今四海未清，纲纪已定。若以数将在外，苟悦其心，枉杀无辜，亏废刑典，岂直上负天神，何以下安黎庶？晁错前事，愿公慎之。”世宗乃止。《暹传》云：显祖初嗣霸业，司马子如挟旧怨，言暹罪重，谓宜罚之。高隆之亦言：宜宽政网，去苛察法官，黜崔暹，则得远近人意。显祖从之。及践阼，谮毁之者犹不息。帝乃令都督陈山提等搜暹家。甚贫匮，惟得高祖、世宗与暹书千余纸，多论军国大事。帝嗟赏之。仍不免众口。乃流暹于马城。昼则负土供役，夜则置地牢。岁余，奴告暹谋反，锁赴晋阳。无实。释而劳之。寻迁大常卿。帝谓群臣曰：“崔大常清正，天下无双，卿等不及。”《崔季舒传》云：时勋贵多不法，文襄无所纵舍，外议以季舒及崔暹等所为，甚被怨疾。及文襄遇难，文宣将赴晋阳，黄门郎阳休之劝季舒从行，曰：“一日不朝，其间容刀。”季舒性爱声色，心在间放，遂不请行，欲恣其行乐。司马子如缘宿憾，及尚食典御陈山提等共列其过状，由是季舒及暹，各鞭二百，徙北边。天保初，文宣知其无罪，追为将作大匠。再迁侍中。俄兼尚书左仆射，仪同三司。大被恩遇。夫文宣犹知季舒、暹之无罪，况于神武及文襄？然当武夫搆变之时，暹即几罹不测；至文宣，则竟为所胁，而暹、季舒并不免流徙、鞭责之祸，可见当时恶直丑正之徒，其势甚可畏也。《元康传》又云：世宗入辅京室，崔暹、崔季舒、崔昂等并被任使，张亮、张徽纂并高祖所待遇，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，时人语曰：“三崔二张，不如一康。”又云：元康溺于财利，受纳金帛，不可胜纪，放责交易，遍于州郡，为清论所讥。然则当时暹等虽云锋利，而真被宠任之徒，仍有为霜简所不及者矣。除贪暴，其难如此，而岂得如《弼传》所云，复故纵舍之哉，马城，汉县，晋废，在今察哈尔怀安县北。）
文襄之为中书监也，移门下机事，总归中书。（《北齐书·崔季舒传》。）以其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侍郎，令监察魏主动静。武定五年，（梁武帝大清元年。）正月，神武死，文襄秘丧，至六月乃发。七月，魏主诏以文襄为使持节、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、大行台、渤海王，而以其母弟洋为尚书令、中书监、京畿大都督。八月，文襄朝于邺，固辞丞相。魏主诏复前大将军，余如故。《魏书·孝静帝纪》曰：文襄尝侍饮，大举觞曰：“臣澄劝陛下酒。”帝不悦曰：“自古无不亡之国，朕亦何用此活？”文襄怒曰：“朕朕，狗脚朕。”文襄使季舒殴帝三拳，奋衣而出。明日，使季舒劳帝，帝亦谢焉。赐绢。季舒未敢受，以启文襄。文襄使取一段。帝束百匹以与之，曰：“亦一段耳。”帝不堪忧辱，咏谢灵运诗曰：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，忠义动君子。”常侍侍讲荀济知帝意，乃与华山王大器、（鸷子。鸷高凉王孤六世孙。）元瑾密谋，于宫内为山，而作地道向北城。至千秋门，门者觉地下响动，以告文襄。文襄勒兵入宫，曰：“陛下何意反邪！臣父子功存社稷，何负陛下邪？”将杀诸妃。帝正色曰：“王自欲反，何关于我？我尚不惜身，何况妃嫔？”文襄下床叩头，大啼谢罪。于是酣饮，夜久乃出。居三日，幽帝于含章堂。大器、瑾等皆见烹于市。（《荀济传》云：燔杀之。见《北史·文苑传》。）盖时侯景尚未平，故文襄未能遽篡也。六年，（梁大清二年。）正月，侯景败；七年，（梁大清三年。）六月，颍川亦平；于是篡谋转急。七月，文襄如邺。八月，为盗所杀。（时年二十九。）《北齐书·文襄纪》云：初梁将兰钦子京，为东魏所虏，王命以配厨。钦请赎之，王不许。京再诉，王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，曰：“更诉当杀尔。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。将欲受禅，与陈元康、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拟百官。京将进食，王却之。谓诸人曰：“昨夜梦此奴斫我，宜杀却。”京闻之，置刀于盘，冒言进食。王怒曰：“我未索食，尔何遽来？”京挥刀曰：“来将杀汝。”王自投伤足，入于床下。贼党去床，因而见杀。（《北史》略同。案此卷《齐书》实亡，盖后人取《北史》补之。）《陈元康传》云：世宗将受魏禅，元康与杨愔、崔季舒并在世宗坐，将大迁除朝士，共品藻之。世宗家苍头奴兰固成，（《北史·元康传》云：固成，一名京。）先掌厨膳，甚被宠昵。先是世宗杖之数十。其人性躁，又恃旧恩，遂大忿恚。与其同事阿改，（《北史》云弟阿改。）谋害世宗。阿改时事显祖，常执刀随从。云若闻东斋叫声，即加刃于显祖。是日，东魏帝初建东宫，（《魏书·本纪》：八月，辛卯，诏立皇子长仁为皇大子。案时齐将篡而为魏立大子者，盖欲先行废立，后乃禅代也。）群官拜表，事罢，显祖出东止车门，别有所之，未还而难作。固成因进食，置刀于盘下，而杀世宗。元康以身捍蔽，被刺伤重，至夜而终。杨愔狼狈走出。季舒逃匿于厕。盖魏人阴谋，欲并澄与洋而歼之也。而洋以邂逅得脱，乃入诛京等。旋归晋阳。明年，（梁简文帝大宝元年，魏武定八年，齐文宣天保元年。）五月，如邺，遂废魏主而自立。（明年，十二月，遇鸩死。）是为北齐显祖文宣皇帝。（文宣之篡，高德政与杨愔实成之。时德政从文宣于晋阳，愔居邺。史言娄大后及勋贵多弗顺，然时篡势已成，必无人能阻之者，德政与愔，亦乘已成之势而成之耳，非能有所作为也。事见《北史·文宣纪》及《齐书·德政传》，以其无甚关系，今略之。）
周齐兴亡
第一节 齐篡东魏
北齐基业，虽创自神武，而其能整顿内治，则颇由于文襄。文襄者，神武长子，名澄，（文宣篡魏后，追谥为文襄皇帝，庙号世宗。）武明皇后娄氏所生也。（后为神武微时妃。《齐书》本传云：少明悟。强族多聘之，并不肯行。及见神武于城上执役，惊曰：“此真吾夫也。”乃使婢通意。又数致私财，使以聘己。父母不得已而许焉。盖实奸通，非聘娶也。《传》又云：神武既有澄清之志，倾产以结英豪，密谋秘策，后恒参与，此乃妄说。《传》又云：神武逼于茹茹，欲取其女而未决，后曰：“国家大计，愿不疑也。”及茹茹公主至，后避正室处之。《北史·彭城大妃尒朱氏传》云：荣之女，魏孝庄后也。神武纳为别室，敬重逾于娄妃。《冯翊大妃郑氏传》云：名大车。初为魏广平王妃，迁邺后，神武纳之。宠冠后庭。神武之征刘蠡升，文襄蒸于大车。神武还，一婢告之，二婢为证。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。武明后亦见隔绝。时彭城尒朱大妃有宠，生王子浟，神武将有废立意。文襄求救于司马子如。子如来朝，伪为不知者，请武明后。神武告其故。子如曰：“消难亦奸子如妾，如此事正可覆盖。妃是王结发妇，常以父母家财奉王；王在怀朔被杖，背无完皮，妃昼夜供给看创；后避葛贼，同走并州，贫困，然马矢，自作靴；恩义何可忘？夫妇相宜；女配至尊，男承大业；又娄领军勋；何宜摇动？一女子如草芥，况婢言不必信？”神武因使子如鞠之。子如见文襄，尤之曰：“男儿何意畏威自诬？”因告二婢反辞，胁告者自缢。乃启神武曰：“果虚言。”神武大悦，召后及文襄。武明后遥见神武，一步一叩头，文襄且拜且进，父子夫妻，相泣，乃如初。观此数事，神武于父子夫妻之际薄矣。北夷本不严嫡庶之别，所重特在贵族，娄后之家世，自远不逮尒朱氏等，然神武不替文襄者？创业之际，长子未可轻动；抑文襄颇有吏才，政事实赖之；又娄后女配至尊，其弟昭，即子如所谓娄领军者，亦有勋绩；此正如汉高不替吕后、惠帝，为有种种牵制故也。《后传》又云：文宣将受魏禅，后固执不许，帝所以中止，此又妄说。文宣欲受禅，岂其谋及于后？且后亦曷尝能终止文宣之篡乎？其后孝昭、武成之篡，后若成之，则其地位使然，且亦二王势力已成，非真后之能有所作为也。读史者或以后为能通知政事，能豫政，其说实误，故一辩之。北夷入中国，多以不知政理败，如尒朱荣即是，齐神武虽有才，政事尚不能不藉文襄为助，况于娄后邪？早豫军国筹策。天平三年，梁武帝大同二年。）入辅朝政。（时年十六。）元象元年，（梁大同四年。）摄吏部尚书。《北齐书·本纪》云：魏自崔亮以后，选人常以年劳为制，文襄乃釐改前式，铨擢惟在得人。又沙汏尚书郎，妙选人地以充之。至于才名之士，咸被荐擢。假有本居显位者，皆致之门下，以为宾客。盖颇能于武人、勋贵之外，有所任用矣。《纪》又云：兴和二年，（梁大同六年。）加大将军，领中书监，仍摄吏部尚书。自正光以后，天下多事，在任群官，廉絜者寡。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，纠劾权豪，无所纵舍。于是风俗更始，私枉路绝。案《孙腾传》云：腾早依附高祖，契阔艰危，勤力恭谨，深见信待。及高祖置之魏朝，寄以心腹，遂志气骄盈，与夺由己。求纳财贿，不知纪极。生官死赠，非货不行。府藏银器，盗为家物。亲狎小人，专为聚敛。在邺，与高岳、高隆之、司马子如号为四贵。非法专恣，腾为甚焉。（腾、隆之、子如皆为尚书令、仆，岳为京畿大都督。）《论》曰：“高祖以晋阳戎马之地，霸图攸属，治兵训旅，遥制朝权，京台机务，委寄深远。孙腾等俱不能清贞守道，以治乱为怀。厚敛货财，填彼谿壑。赖世宗入辅，责以骄纵，厚遇崔暹，奋其霜简。不然，则君子属厌，岂易间焉？”《循吏传》曰：“高祖以战功诸将，出牧外藩。不识治体，无闻政术。非惟暗于前言往行，乃至始学依判、付曹。聚敛无厌，淫虐不已。虽或直绳，终无悛革。此朝廷之大失。”可见当时内外皆残民以逞之徒矣。《高隆之传》云：入为尚书右仆射。时初给民田，贵势皆占良美，贫弱咸受瘠薄。隆之启高祖，悉更反易，乃得均平。魏自孝昌已后，天下多难，刺史、大守，皆为当部都督。虽无兵事，皆立佐僚，所在颇为烦扰。隆之表请：自非实在边要，见有兵马者，悉皆断之。自军国多事，冒名窃官者，不可胜数。隆之奏请检括，获五万余人。而群小喧嚣，隆之惧而止。夫隆之等虽贪暴，然遇有益于公，无损于私者，则亦未尝无整顿之心，此实自古暴君污吏皆然。委寄深远，宜若可行其志，然犹以群情弗顺，有所慑惮而止，可见整顿之不易矣。文襄作辅，于崔暹之外，又任宋游道、卢斐、毕义云等，加以直绳。（三人皆见《北齐书·酷吏传》。游道初为殿中侍御史，以风节著。孝庄即位，除左兵郎中，与尚书令临淮王彧相失，上书告之，解职。后除司州中从事。神武自大原来朝，见之曰：“此人宋游道邪？常闻其名，今日始识其面。”迁游道别驾。后日，神武之司州飨朝士，举觞属游道曰：“饮高欢手中酒者大丈夫，卿之为人，合饮此酒。”及还晋阳，百官辞于紫陌，神武执游道手曰：“甚知朝贵中有憎忌卿者，但用心；莫怀畏虑，当使卿位与之相似。”于是启以游道为中尉。文襄执请，乃以崔暹为御史中尉，以游道为尚书左丞。文襄谓暹、游道曰：“卿一人处南台，一人处北省，当使天下肃然。”游道入省，劾大师咸阳王坦，大保孙腾，司徒高隆之，司空侯景，录尚书元弼，尚书令司马子如，官贷金银，催征酬价，虽非指事赃贿，终是不避权豪。又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。省中豪吏王儒之徒，并鞭斥之。始依故事，于尚书省立门名，以记出入早晚。令、仆已下皆侧目。为高隆之所诬，处其死罪，朝士皆分为游道不济，而文襄闻其与隆之相抗之言，谓杨遵彦曰：“此真是鲠直，大刚恶人。”遵彦曰：“譬之畜狗，本取其吠，今以数吠杀之，恐将来无复吠狗。”诏付廷尉，游道坐除名。文襄使元景康谓曰：“卿早逐我向并州，不尔，他经略杀卿。”游道后至晋阳，以为大行台吏部。卢斐，文襄引为相府刑狱参军。毕义云为尚书都官郎中。文襄令普句伪官，专以车辐考掠，所获甚多，然大起怨谤。会为司州吏所讼，文襄以其推伪众人怨望，并无所问，乃拘吏数人斩之，因此锐情讯鞫，威名日盛。紫陌，在邺城西北五里。遵彦，愔字。）神武虽间以旧恩，有所纵舍，（如尉景司马子如是也。《景传》云：景以勋戚，每有军事，与库狄干常被委重，而不能忘怀财利，神武每嫌责之。转冀州刺史，又大纳贿。发夫猎，死者三百人。库狄干在神武坐，请作御史中尉。神武曰：“何意下求卑官？”干曰：“欲捉尉景。”神武大笑。令优者石董桶戏之。董桶剥景衣，曰：“公剥百姓，董桶何为不剥公？”神武诫景曰：“可以无贪也？”景曰：“与尔计，生活孰多？我止人上取，尔割天子调。”神武笑不答。历位大保、大傅。坐匿亡人见禁止。使崔暹谓文襄曰：“语阿惠：儿富贵，欲杀我邪？”神武闻之，泣诣阙曰：“臣非尉景，无以至今日。”三请，帝乃许之。于是黜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仪同三司。神武造之。景恚，卧不动，叫曰：“杀我时趣邪？”常山君谓神武曰：“老人去死近，何忍煎迫至此？”又曰：“我为尔汲水胝生。”因出其掌。神武抚景，为之屈膝。先是景有果下马，文襄求之，景不与，曰：“土相扶为墙，人相扶为王，一马亦不得畜而索也？”神武对景及常山君责文襄而杖之。常山君泣救之。景曰：“小儿惯去，放使作心腹，何须干啼湿哭，不听打邪？”常山君，景妻，神武姊也。《北史·司马子如传》曰：文襄辅政，以贿为崔暹劾在狱，一宿而发尽白。辞曰：“司马子如本从夏州策一杖投相王，王给露车一乘，觠牛犊。犊在道死，惟觠角存，此外皆人上取得。”神武书敕文襄曰：“马令是吾故旧，汝宜宽之。”文襄驻马行街，以出子如，脱其锁。子如惧曰：“非作事邪？”于是除削官爵。神武后见之，哀其憔悴，以膝承其首，亲为择虱。赐酒百瓶，羊五百口，粳米五百石。）然文襄能行其意者盖多。（《宋游道传》曰：兖州刺史李子贞，在州贪暴，游道案之。文襄以贞豫建义勋，意将含忍。游道疑陈元康为其内助，密启云：“子贞、元康交游，恐其别有请属。”文襄怒，于尚书都堂集百僚扑杀子贞。则虽豫建义之勋者，亦不必尽蒙宽宥；而亲要如元康，亦时有不能庇右者矣。）《崔暹传》言：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，及尚书元羡，雍州刺史慕容献。又弹大师咸阳王坦，（禧子。）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罪状极笔。并免官。其余死黜者甚众。高祖书与邺下诸贵曰：“咸阳王、司马令，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。尊贵亲昵，无过二人，同时获罪，吾不能救，诸君其慎之。”高祖如京师，群官迎于紫陌，高祖握暹手而劳之曰：“往前朝廷岂无法官？而天下贪婪，莫肯纠劾。中尉尽心为国，不避豪强，遂使远迩肃清，群公奉法。冲锋陷阵，大有其人，当官正色，今始见之。今荣华富贵，直是中尉自取。高欢父子，无以相报。”赐暹良马，使骑之以从。且行且语。暹下拜，马惊走，高祖亲为拥之而授辔。魏帝宴于华林园，（此邺下之华林园。）谓高祖曰：“自顷朝贵，牧、守、令长，所在百司，多有贪暴，侵削下人。朝廷之中，有用心公平，直言弹劾，不避亲戚者，王可劝酒。”高祖降阶跪而言曰：“惟御史中丞崔暹一人。谨奉明旨，敢以酒劝。并臣所射赐物千匹，乞回赐之。”其所以风厉之者至矣。自是之后，诸勋贵亦颇知敛迹，（如尉景获罪后，授青州刺史，史言其操行颇改。司马子如起行冀州事，亦能自厉改。）不可谓非整顿之效也。（从来恶直丑正之论，无如《北齐书·杜弼传》之甚者，不可不辞而辟之。《传》曰：弼以文武在位，罕有廉洁，言之于高祖。高祖曰：“弼来，我语尔。天下浊乱，习俗已久。今督将家属，多在关西，黑獭常相招诱，人情去留未定。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，专事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望之，以为正朔所在。我若急作法网，不相饶借，恐督将尽投黑獭，士子悉奔萧衍，则人物流散，何以为国？尔宜少待，吾不忘之。”及将有沙苑之役，弼又请先除内贼，却讨外寇。高祖问内贼是谁？弼曰：“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。”高祖不答，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，举刀按矟以夹道。使弼冒出其间，曰：“必无伤也。”弼战栗汗流。
高祖然后喻之曰：“箭虽注不射，刀虽举不击，矟虽按不刺，尔犹顿丧魂胆，诸勋人身触锋刃，百死一生，纵其贪鄙，所取处大，不可同之，循常例也。”弼于时大恐，因顿颡谢曰：“愚痴无智，不识至理，今蒙开晓，始见圣达之心。”夫兵之所以可畏者，以其将杀伤人也，若明知其注而不射，举而不击，按而不刺，则人孰未尝见兵？弼即畏懦，何至战栗汗流？高欢乃一犷悍之夫，安知衣冠礼乐为何事？且果如所言，其任高澄以裁勋贵，又何为乎？稍深思之，即知此传所云，并非实录，而为不快于督责之治者所造作矣。《北史·文襄纪》云：少壮气猛，严峻刑法。高慎西叛，侯景南翻，非直本怀很戾，兼亦有惧威略，亦此等人所造作也。其《论》曰：“文襄志在峻法，急于御下，于前王之德，有所未同。盖天意人心，好生恶杀，虽吉凶报应，未皆影响，总而论之，积善多庆。然文襄之祸生所忽，盖有由焉。”此论亦必有本，可谓怨毒之情，形于辞表矣。果如此曹之意，则欲求辅弼者，必纵其虐民而后可乎？此真所谓盗憎主人者也。又案《陈元康传》云：高仲密之叛，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，将杀暹，世宗匿而为之谏请，高祖曰：“我为舍其命，须与苦手。”世宗乃出暹而谓元康曰：“卿若使崔暹得杖，无相见也。”暹在廷，解衣将受罚，元康趋入，历陛而升，且言曰：“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，有一崔暹，不能容忍邪？”高祖从而宥焉。又云：侯景反，世宗逼于诸将，欲杀崔暹以谢之。密语元康。元康谏曰：“今四海未清，纲纪已定。若以数将在外，苟悦其心，枉杀无辜，亏废刑典，岂直上负天神，何以下安黎庶？晁错前事，愿公慎之。”世宗乃止。《暹传》云：显祖初嗣霸业，司马子如挟旧怨，言暹罪重，谓宜罚之。高隆之亦言：宜宽政网，去苛察法官，黜崔暹，则得远近人意。显祖从之。及践阼，谮毁之者犹不息。帝乃令都督陈山提等搜暹家。甚贫匮，惟得高祖、世宗与暹书千余纸，多论军国大事。帝嗟赏之。仍不免众口。乃流暹于马城。昼则负土供役，夜则置地牢。岁余，奴告暹谋反，锁赴晋阳。无实。释而劳之。寻迁大常卿。帝谓群臣曰：“崔大常清正，天下无双，卿等不及。”《崔季舒传》云：时勋贵多不法，文襄无所纵舍，外议以季舒及崔暹等所为，甚被怨疾。及文襄遇难，文宣将赴晋阳，黄门郎阳休之劝季舒从行，曰：“一日不朝，其间容刀。”季舒性爱声色，心在间放，遂不请行，欲恣其行乐。司马子如缘宿憾，及尚食典御陈山提等共列其过状，由是季舒及暹，各鞭二百，徙北边。天保初，文宣知其无罪，追为将作大匠。再迁侍中。俄兼尚书左仆射，仪同三司。大被恩遇。夫文宣犹知季舒、暹之无罪，况于神武及文襄？然当武夫搆变之时，暹即几罹不测；至文宣，则竟为所胁，而暹、季舒并不免流徙、鞭责之祸，可见当时恶直丑正之徒，其势甚可畏也。《元康传》又云：世宗入辅京室，崔暹、崔季舒、崔昂等并被任使，张亮、张徽纂并高祖所待遇，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，时人语曰：“三崔二张，不如一康。”又云：元康溺于财利，受纳金帛，不可胜纪，放责交易，遍于州郡，为清论所讥。然则当时暹等虽云锋利，而真被宠任之徒，仍有为霜简所不及者矣。除贪暴，其难如此，而岂得如《弼传》所云，复故纵舍之哉，马城，汉县，晋废，在今察哈尔怀安县北。）
文襄之为中书监也，移门下机事，总归中书。（《北齐书·崔季舒传》。）以其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侍郎，令监察魏主动静。武定五年，（梁武帝大清元年。）正月，神武死，文襄秘丧，至六月乃发。七月，魏主诏以文襄为使持节、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、大行台、渤海王，而以其母弟洋为尚书令、中书监、京畿大都督。八月，文襄朝于邺，固辞丞相。魏主诏复前大将军，余如故。《魏书·孝静帝纪》曰：文襄尝侍饮，大举觞曰：“臣澄劝陛下酒。”帝不悦曰：“自古无不亡之国，朕亦何用此活？”文襄怒曰：“朕朕，狗脚朕。”文襄使季舒殴帝三拳，奋衣而出。明日，使季舒劳帝，帝亦谢焉。赐绢。季舒未敢受，以启文襄。文襄使取一段。帝束百匹以与之，曰：“亦一段耳。”帝不堪忧辱，咏谢灵运诗曰：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，忠义动君子。”常侍侍讲荀济知帝意，乃与华山王大器、（鸷子。鸷高凉王孤六世孙。）元瑾密谋，于宫内为山，而作地道向北城。至千秋门，门者觉地下响动，以告文襄。文襄勒兵入宫，曰：“陛下何意反邪！臣父子功存社稷，何负陛下邪？”将杀诸妃。帝正色曰：“王自欲反，何关于我？我尚不惜身，何况妃嫔？”文襄下床叩头，大啼谢罪。于是酣饮，夜久乃出。居三日，幽帝于含章堂。大器、瑾等皆见烹于市。（《荀济传》云：燔杀之。见《北史·文苑传》。）盖时侯景尚未平，故文襄未能遽篡也。六年，（梁大清二年。）正月，侯景败；七年，（梁大清三年。）六月，颍川亦平；于是篡谋转急。七月，文襄如邺。八月，为盗所杀。（时年二十九。）《北齐书·文襄纪》云：初梁将兰钦子京，为东魏所虏，王命以配厨。钦请赎之，王不许。京再诉，王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，曰：“更诉当杀尔。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。将欲受禅，与陈元康、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拟百官。京将进食，王却之。谓诸人曰：“昨夜梦此奴斫我，宜杀却。”京闻之，置刀于盘，冒言进食。王怒曰：“我未索食，尔何遽来？”京挥刀曰：“来将杀汝。”王自投伤足，入于床下。贼党去床，因而见杀。（《北史》略同。案此卷《齐书》实亡，盖后人取《北史》补之。）《陈元康传》云：世宗将受魏禅，元康与杨愔、崔季舒并在世宗坐，将大迁除朝士，共品藻之。世宗家苍头奴兰固成，（《北史·元康传》云：固成，一名京。）先掌厨膳，甚被宠昵。先是世宗杖之数十。其人性躁，又恃旧恩，遂大忿恚。与其同事阿改，（《北史》云弟阿改。）谋害世宗。阿改时事显祖，常执刀随从。云若闻东斋叫声，即加刃于显祖。是日，东魏帝初建东宫，（《魏书·本纪》：八月，辛卯，诏立皇子长仁为皇大子。案时齐将篡而为魏立大子者，盖欲先行废立，后乃禅代也。）群官拜表，事罢，显祖出东止车门，别有所之，未还而难作。固成因进食，置刀于盘下，而杀世宗。元康以身捍蔽，被刺伤重，至夜而终。杨愔狼狈走出。季舒逃匿于厕。盖魏人阴谋，欲并澄与洋而歼之也。而洋以邂逅得脱，乃入诛京等。旋归晋阳。明年，（梁简文帝大宝元年，魏武定八年，齐文宣天保元年。）五月，如邺，遂废魏主而自立。（明年，十二月，遇鸩死。）是为北齐显祖文宣皇帝。（文宣之篡，高德政与杨愔实成之。时德政从文宣于晋阳，愔居邺。史言娄大后及勋贵多弗顺，然时篡势已成，必无人能阻之者，德政与愔，亦乘已成之势而成之耳，非能有所作为也。事见《北史·文宣纪》及《齐书·德政传》，以其无甚关系，今略之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