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节 文学美术
第六节 文学美术
晋、南北朝，为文字趋于靡丽之世。以诸葛亮之综事经物，而人或怪其文采不艳，（见《秦汉史》第十九章第六节。）即可见当时之风尚。《抱朴子·喻蔽篇》，述时人论王仲任者，病其“属辞比义，不尽美”，亦此等见解也。葛氏虽正其非，然其所作之文，亦繁而不杀。《钧世篇》论今人之文学，不必不如古人，其说多通。然又云：“俱论宫室，奚斯路寝之颂，何如王生之赋《灵光》？同说游猎，叔曰卢铃之诗，何如相如之言《上林》？并美祭祀，《清庙》、《云汉》之辞，何如郭氏《南郊》之艳？等称征伐，《出军》、《六月》之作，何如陈琳《武军》之壮？”则亦病古之醇素，而贵后之雕饰矣，可见自拔于风气之难也。（《晋书·刘颂传》详载其奏疏，且称之曰：“游目西京，望贾谊而非远，眷言东国，顾郎而有余。”可谓以言存其人矣，然又讥其文惭华婉。《傅咸传》云：“好属文论，虽绮丽不足，而言成规鉴。”皆眷眷于文辞。此等皆时人之议论，为史氏所采者也。）曹魏之世，文章虽尚华饰，去古尚不甚远。晋初潘、陆，稍离其真，然迄宋世，尚有雅正之作。至齐、梁而雕琢涂泽愈甚矣。北方文字，初较南方为质朴，至其末叶，乃亦与之俱化焉。（南朝文学之华靡，至梁之叔世而极。所谓宫体是也，见《南史·徐摛传》。北朝则大盛于北齐后主之世。祖珽奏立文林馆，召引文学之士，一时称盛焉。见《北史·文苑传》。《传》云：“永明、天监之际，大和、天保之间，洛阳、江左，文雅尤盛。彼此好尚，雅有异同，江左宫商发越，贵于清绮。河朔辞义贞刚，重乎气质。气质则理胜其辞，清绮则文过其意。理深者便于时用，文华者宜于咏歌。此南北辞人得失之大较也。”然又云：“革车电迈，渚宫云彻，梁荆之风，扇于关右。狂简之徒，斐然成俗。流宕忘反，无所取裁。”则周人虽欲复古，亦未能自立于风气之外矣。）
斯时缀述之家，多务搜集辞藻。葛洪所谓以古书当山渊，采伐渔猎其中者也。（《钧世篇》。）辞藻富丽者，吐属仍贵自然。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曰：“沈隐侯曰：文章当从三易：易见事一也，易识字二也，易读诵三也。邢子才常曰：沈侯文章，用事不使人觉，若胸亿语也。深以此服之。”用事若胸亿语，则于语言之法无背，此行文之正轨也。若乃有意堆砌，致使辞浮于意，则虽庾信之富丽，论者且訾为辞赋之罪人矣。（《周书·信传论》。）又其甚者，如《颜氏·勉学篇》所讥：“既不学问，而又羞为鄙朴。道听涂说，强事饰辞。一二百件，传相祖述，寻问莫知缘由，施安时复失所。”则为绝物也矣。此等人并不读书，然读书者亦不必皆善雕饰。刘昼以举秀才不第，发愤缉缀辞藻，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。昼制一首赋，以《六合》为名。自谓绝伦，吟讽不辍。以呈魏收。收谓人曰：“赋名六合，其愚已甚，及见其赋，又愚于名。”此真可发一笑。颜氏云：“学问有利钝，文章有巧拙。钝学累功，不妨精熟，拙文研思，终归蚩鄙。但成学士，自足为人，必乏天才，勿强操笔。”（《文章篇》。）学问自有其真，夫岂钝根所能就？颜氏所云，亦经生呫哗之业耳。然善用所长，亦足自立，究愈于强用所短者也。而一时风气鼓荡，必率天下之人而出于一途。则知流俗波靡，未有不毁坏人才者。君子所以贵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也。
斯时之文字，有文笔之分。文贵华艳，笔则仍颇质实，与口语相去，初不甚远。然二者已不必兼长。《晋书·挚虞传》云：东平大叔广，枢机清辩。广谈虞不能对，虞笔广不能答。《乐广传》云：广善清言，而不长于笔。累迁侍中河南尹。将让尹,请潘岳为表。岳曰:“当得君意。”广乃作二百句语，述己之志。岳因取次比，便成名笔。时人咸云：“若广不假岳之笔，岳不取广之志，无以成斯美也。”《齐书·刘绘传》：绘以辞辩，敕接虏使。事毕，当撰语辞。绘谓人曰：“无论润饰，未易，但得我语亦难矣。”皆可见口舌笔札，二者自有悬违也。然口语次比，便可成笔，则其相去究不甚远，故虽不读书者，亦或能为之。《齐书·周颙传》言颙善尺牍，而沈攸之送绝交书，大祖仍口授令颙裁答。《魏书·杨大眼传》云：大眼虽不学，恒遣人读书，坐而听之，悉皆记识。令作露布，皆口授之，而竟不多识字也。《周书·梁台传》云：不过识千余字，而口占书启，辞意可观。此尚与王平所识不过十字，而能口授作书无异。（见《秦汉史》第十九章第六节。）大抵当时古书，苟非有意涂泽者，仍是尽人所能解。《晋书·石勒载记》言：勒尝使人读《汉书》，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，大惊曰：“此法当失，何得遂成天下？”至留侯谏，乃曰：“赖有此耳。”此与杨大眼使人读书坐而听之正同。《赫连勃勃载记》：刘裕入长安，遣使遗勃勃书。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。召裕使前，口授舍人为书，封以答裕。裕览其文而奇之。苟与语言相去甚远，必非勃勃所能记也。《宋书·刘穆之传》云：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。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。自旦至中，穆之得百函，龄石得八十函，而穆之应对无废也。此等书翰，亦必仅就口语，略事翦裁耳。《魏书·胡叟传》云：好作文。既善为典雅之辞，又工为鄙俗之句。《成淹传》云：子霄，亦学涉，好为文咏，但辞采不伦，率多鄙俗。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，诗赋间起。知音之士，共所嗤笑。闾巷浅识，颂讽成群，乃至大行于世，则知俗语亦可为文，但不为文士所贵耳。
文士之于语言，既但用之于笔，则高文典册，必也竞事涂泽，寖失其真矣。穷而思返，实始北周。《周书·苏绰传》曰：自有晋之季，文章竞为浮华，遂成风俗，大祖欲革其弊，因魏帝祭庙，群臣毕至，乃命绰为《大诰》奏行之。自是之后，文笔皆依此体。恭帝元年大祖命卢辩作诰喻公卿，（见第五节。）及闵帝时魏帝禅诏，册文，亦皆苏绰《大诰》之流也。此等文字，虽似质实，实则仍以古语堆砌，未能达其真意。此仍是涂泽，不过其所涂泽者不同耳。故史臣讥其“矫枉非适时之用”焉。（《王褒庾信传论》。）
赋体多学汉人，间有渐趋妍俊者，如《雪》、《月》、《恨》、《别》诸赋是也。诗体亦仍汉世之五言。如陶潜之高旷，谢灵运之工整，鲍照之雄骏，可谓各自名家。然较诸汉、魏以前之作，如《古诗》十九首等，则真朴渐漓矣。乐府之体，稍为文人所效为。《宋书·乐志》云：“凡乐章古辞，今之存者，并汉世街陌谣讴。吴哥、杂曲，并出江东，晋、宋已来，稍有增广。古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大夫献诗，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。秦、汉阙采诗之官，歌咏多因前代。与时事既不相应，且无以垂示后昆。汉武帝虽颇造新哥，然不以光扬祖考，崇述正德为先，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，商、周雅颂之体阙焉。”观此，可知是时之诗，民间歌谣见采者日希，文人之所为愈盛矣。
陶渊明（365或372或376—427），字元亮，浔阳柴桑（今江西九江西南）人。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，陶诗今存125首，多为五言诗。
视书法为艺事之风，降而益甚。古篆稍废，通行最广者，实惟隶书。作隶求其姿媚，则有八分书，亦曰楷法。其专讲实用者，仍称为隶书，亦曰章程书。统观晋、南北朝诸史，善隶草者最多，工楷法者已少，古篆则几于绝无矣。此可见虽云艺事，仍不能不受实用之牵率也。江式六世祖琼，善虫篆古训，子孙世传家业。此在当时，盖为孤学。式上表求作《古今文字》，言曹喜、蔡邕、张揖、邯郸淳、韦诞、卫觊皆能篆，琼即受学于觊者，此皆魏、晋间人。《表》称“题篆宫禁，猥同上哲”，《传》言式篆体尤工，洛京宫殿诸门版题皆式书，似题署尚皆用篆。然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言：大元中，新起大极殿，谢安欲使其子献之题榜，而难言之，试谓曰：“魏时凌云殿榜未题，而匠者误钉之，不可下，乃使韦仲将县橙书之。比讫，须发尽白，裁余气息。还语子弟，宜绝此法。”献之揣知其旨，正色曰：“仲将魏之大臣，宁有此事？使其若此，有以知魏德之不长。”安遂不之逼。献之，《传》仅言其工草隶而已。《魏书·卢玄传》言代京宫殿，多其孙渊所题，亦仅云其六世祖志法钟繇书，传业累世。繇亦仅工章程书耳。《窦瑾传》：子遵，善楷、篆。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多遵书，此当皆用楷、篆。然《周书·艺术传》言：冀儁善隶书。赵义深少学楷隶，雅有鍾、王之则。当时碑榜，惟文深及儁而已。平江陵后，王褒入关。贵游等翕然，并学褒书。文深之书，遂被遐弃。文深惭恨，形于言色。后知好尚难反，亦攻习褒书。然竟无所成。转被讥议，谓之学步邯郸焉。至于碑榜，余人犹莫能逮。王褒亦每推先之。宫殿楼阁，皆其迹也。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，汉南人士，亦以为工。虽外任，每须题榜，辄复追之。儁固仅以善隶称，文深虽楷、隶并言，然云有钟、王之则，则所工者亦隶书也。然则碑榜亦不必篆分矣。古篆之用日少，此识之者所由日希欤？（见第一节。）
卫恒作《四体书势》：一为古文，二为篆书，三为隶书，四为草书，行书即该于隶书之中。盖行、楷八分皆隶之小变，不足独成一体也。然则晋、南北朝诸史所称善隶书者，亦未始不可兼该行、楷矣。而楷法之名，亦渐移于章程书，不专指八分。《北齐书·赵彦深传》：子仲将，善草隶。虽与弟书，书字楷正。云：“草不可不解。若施之于人，即似相轻易。若与当家中卑幼，又恐疑所在宜尔。是以必须隶笔。”此云楷正，即指隶书，事甚明白。然其所谓隶笔，未必不苞行书，不必皆如今之正书，亦理之可信者也。《四体书势》于行书称鍾、胡，而荀勖领秘书监，立书博士，置弟子教习，以钟、胡为法，可见行书为用之广矣。史于行书，亦间有别诸隶书者，如《魏书·崔玄伯传》，言其尤善草、隶、行押之书是也，然甚少。
当时工书者，颇多衣冠中人。南则王、谢，（如《晋书·王导传》言其孙岷善行书，《谢安传》亦言其善行书。）北则崔、卢，（见《魏书·崔玄伯》、玄伯子《浩》及《卢渊传》。）并为史所艳称，而王羲之尤称“古今之冠”。（《晋书》本传语。）书艺既为世所重，名人笔迹，亦因之见宝。齐大祖尝示王僧虔古迹十一袠，就求能书人名。僧虔得民间所有袠中所无者十一卷奏之。又上羊欣所撰《能书人名》一卷。（《齐书》本传。又《刘绘传》，绘善隶书，亦尝撰《能书人名》。）梁武帝天监初，殷钧为秘书郎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，更为目录。又受诏料简西省法书古迹，别为品目。（《梁书》本传。）西阳王大钧，年七岁，高祖尝问读何书？对曰：学《诗》。因命讽诵，音均清雅。赐王羲之书一卷。（《梁书·大宗十一王传》。）陈时，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，大获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。事觉，其书并没县官，藏于秘府。世祖以始兴王伯茂好古，多以赐之。（《陈书·世祖九王传》。）此皆天家之藏。桓玄爱王羲之父子书，各为一袠，置左右玩之。（《晋书·羲之传》。）江祐远致饷遗，或取诸王名书。（《南史》本传。）此则士大夫之笃嗜成癖者也。北方则多宝崔、卢之书。《魏书·崔浩传》言；世宝其迹，多裁割缀连，以为模楷。《梁书·文学·周兴嗣传》言：次均王羲之书千字，使兴嗣为文。此皆世所谓集字。《魏书·崔玄伯传》：玄伯父潜，为兄浑诔手笔草本，延昌初，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，遇得之。深藏秘之。武定中，遵业子松年，以遗黄门郎崔季舒。人多摹拓之。则又后世钩摹展拓之本矣。
诏令、奏议，要密者或出亲书，盖欲以防诈伪。蔡兴宗说宋明帝为手诏以慰殷琰，已见第九章第五节。刘道济之死，裴方明等使书与相似者为教，酬答签疏。萧颖胄死，州中秘之，亦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。此皆施于军机紧急之时。谢兄朏，在吴兴，论启公事稽晚，辄代为启，齐明帝见非其手迹，被问，见原，此则施之平时者矣。冀儁特工模写，周大祖令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，令将兵助大祖讨侯莫陈悦。儁依旧敕模写，及代舍人主书等署，与真无异，此固禀分使然，亦其时多用手笔，故有工于模放者邪？《宋书·武三王传》言：衡阳王义季素拙书，文帝听使余人书启事，惟自署名，则非特许必出亲笔，故梁昭明大子疾，武帝敕参问，辄自力手书启也。万几日不暇给，或武人实不能书者，亦须自署名。《南史·恩幸传》云：齐高帝在领军府，令纪僧真学手迹下名。篡位后报答书疏，皆付僧真。上观之，笑曰：“我亦不复能别也。”《王敬则传》云：敬则不识书，止下名。《侯安都传》云：安都日益骄慢，表启封讫，有事未尽，乃开封自书之，云又启某事。然则本不自书也。手迹之为用既广，留意于其工拙者遂多。刘穆之说宋高祖，已见第二节。《魏书·崔玄伯传》：弟子衡学崔浩书，颇亦类焉。天安元年，擢为内秘书中散。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其述。此则虏主不能书，而使工书者为代也。北齐高祖令工书人韩毅在东馆师友诸王。后主在东宫，世祖亦选善书人性行纯谨者令侍书。（《北齐书·儒林传》。）亦以世重书法，故加意教习也。
书工有徒取机速能集事者。《齐书·幸臣传》：刘系宗，泰始中为主书。大祖废苍梧，明日，呼正直舍人虞整，醉不能起。系宗欢喜奉命。使写诸处分敕令及四方书疏。使主书十人，书吏二十人配之。事皆称旨。此等但求能赴事机，未必更求笔迹之美。若崔衡供职，兼及虏主所览；《梁书·张率传》：敕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，使工书人琅邪王深、吴郡范怀约、褚洵等缮写，以给后宫；则兼求其书法之工矣。然当时虽重书法，于工书者仍贱视之。观王献之对谢安语可见。《宋书·羊欣传》：元显每使欣书，尝辞不奉命。元显怒，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。此职本用寒人，欣意貌恬然，不以高卑见色，论者称焉。观刘系宗本为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，诞举兵，广陵城内皆死，敕赦之，又以为东宫侍书，则知作书本寒人事也。《梁书·刘显传》：尝为上朝诗，沈约见而美之。时约郊居宅新成，因命工书人题之于壁。《文学传》：约郊居宅新构阁斋，刘杳为赞二首，并以所撰文章呈约。约即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。此等工书人，亦必寒素可随意使令者。《颜氏家训·杂艺篇》言：“真草书迹，微须留意，江南谚云：尺牍书疏，千里面目也。”然又言：“此艺不须过精。（见第二节。）王褒地胄清华，才学优敏，后虽入关，亦被礼遇，犹以书工，崎岖碑碣之间，辛苦笔砚之役。尝悔恨曰：使吾不知书，可不至今日邪？”赵文深书见遐弃而以为恨，褒书见推重而亦以为恨，膏粱寒素，自处之不同，概可见矣。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云：灵运诗书，皆兼独绝，每文竟，手自写之，文帝称为二宝。然则当时士夫，自写文字者绝少，书工之见役使者必多也。
图画仍以人物为主。王粹图庄周于室，广集朝士，使嵇含为之赞。（《晋书·忠义嵇绍传》。）宋明光殿以胡粉涂壁，画古贤、烈士。（《宋书·百官志》。）王纶之为豫章大守，图画陈蕃、华歆、谢鲲象于郡朝堂。顾野王与王褒并为梁宣城王宾客。王于东府起斋，命野王画古贤，褒书赞。韦叡居家无事，慕万石、陆贾之为人，画之于壁以自玩。石季龙造大武殿初成，图画自古贤圣、忠臣、孝子、烈士、贞女。（《晋书·艺术·佛图澄传》。《传》又云：皆变为胡状。旬余，头悉缩入肩中，惟冠仿佛微出。季龙大恶之，秘而不言也。《宋书·五行志》亦云：石虎末，大武殿前所图贤圣人象人头悉缩入肩中。说虽怪诞，然其图画人象，自系实事也。）皆画古人于屋壁，以资鉴戒。李玄盛于南门外临水起堂，名曰靖恭之堂，以议朝政，阅武事。图赞自古圣帝、明王、忠臣、孝子、烈士、贞女，亲为序颂。当时文武臣僚，亦皆图焉。则兼及今人矣。齐武帝时，藩邸严急，诸王《五经》之外，惟得看《孝子图》，已见第十章第一节。王僧虔子慈，年八岁，外祖宋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，施宝物，恣所取，慈取素琴、石砚及《孝子图》而已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梁有《孝经图》一卷，《孝经孔子图》二卷，杂传类又有《陈留先贤像赞》一卷，《会稽先贤像赞》五卷，皆装成卷帙者。魏肃宗欲释奠，豫诏有司，图饰圣贤，（见第一节。）则祠祀者亦有画像也。（《宋书·自序》：世祖以沈伯玉容状似画图仲尼像，常呼为孔丘，此孔子像不知在庙中？抑在屋壁上？或装成卷帙？然当时孔子画像必颇多，则可想见也。）画今人者：王玄谟子宽，泰始初为随郡大守，逢四方反，父在建康，宽弃郡自归。以母在西，为贼所执，请西行。遂袭破随郡，收其母。事平，明帝嘉之，使图宽形以上。齐高帝图功臣，刘僧副在焉。（《南史·刘善明传》。）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，使工图其像，王亮、宗皆与焉。（并见《梁书》本传。）桓康随武帝起兵。所经村邑，恣行暴害。江南人畏之，以其名怖小儿。画其形于寺中。病疟者写形帖着床壁，无不立愈。（《南史》本传。）冯道根为豫州，梁高祖引与燕，召工图其形象。柳仲礼迁司州，帝思见其面，亦使画工图之。张缅居宪司，号为劲直，帝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，以励当官。陈武帝定杜僧明等之乱，帝亦遣画工图其容貌而观之。昭明大子起乐贤堂，使图工先图刘孝绰。王秀之钦慕宗测，令陆探微画其形，与己相对。（《南史·隐逸传》。）夏侯亶迁吴兴大守，在郡有惠政，吏人图其像，立碑颂美。齐武成于华林起玄洲苑，备山水台观之丽，诏于阁上画魏收。许惇迁守阳平，治为天下第一，特加赏异，图形于阙。凡此皆徒画其人。《南史·宋宗室诸王传》：长沙景王道怜之孙韫，人才凡鄙。在湘州、雍州，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簿羽仪，常自披玩。尝以示蔡兴宗，兴宗戏之，阳若不解画者，指韫形问之曰：“此何人而在舆？”韫曰：“正是我。”其庸鄙类如此。《梁书·康绚传》：绚身长八尺，容貌绝伦。虽居显官，犹习武艺。高祖幸德阳殿戏马，敕绚马射。抚弦贯的，观者悦之。其日，上使画工图绚形，遣中使持以问绚，曰：“卿识此图不？”其见亲如此。此图中盖亦有多人？齐武帝志存恢复，使毛惠秀画《汉武北伐图》，置琅邪城射堂壁，游幸辄观焉。（《齐书·王融传》。）此图除人物外，当更有他景色以资点缀也。然特以资点缀而已，所重者仍在人物，故有以善画一种人物称者，如《齐书·刘绘传》言：荥阳毛惠远善画马，绘弟瑱善画妇人，当世并为第一是也。顾恺之之画，特重古今，观《晋书》本传所言，亦仅善于人物而已。《颜氏家训·杂艺篇》云：“武烈大子，偏能写真。坐上宾客，随宜点染，即成数人。以问童稚，皆知姓名矣。”《南史·陈本纪》云：袁彦聘隋，窃图隋文帝状以归。后主见之，大骇，曰：“吾不欲见此人。”此说不知信否？然当时有此速绘之术，自不诬也。
山水画似亦起于此时，但不多耳。《宋书·隐逸传》：宗炳，好山水，爱远游。西陟荆巫，南登衡岳。因而结宇衡山。欲怀尚平之志，（即《后书·逸民传》之向长，字子平。《注》云：《高士传》作尚。）有疾还江陵。叹曰：“老、疾俱至，名山恐难遍睹，惟当澄怀观道，卧以游之。”凡所游履，皆图之于室。谓人曰：“抚琴动操，欲令众山皆响。”此所画者，必为山水无疑。炳孙测，见《齐书·高逸传》。云：欲游名山，乃写祖炳所画《尚子平图》于壁上，则仍为人物矣。《宋书·王微传》，微报何偃书曰：“性知画缋，盘纡纠纷，或记心目。故兼山水之爱。一往迹求，皆放象也。”此所言者，或亦山水画。
佛画、佛像，亦随佛教而俱兴。《梁书·诸夷传》述县光宅寺云：大同中，出旧塔舍利，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，以广寺域。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，穷于轮奂焉。其图诸经变，并吴人张繇运笔。繇丹青之工，一时冠绝。又云：师子国，晋义熙初，始遣献玉像。经十载乃至。像高四尺二寸。玉色洁润。形制殊特，殆非人工。此像历晋、宋世在瓦官寺。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，及顾长康《维摩画图》，世人谓为三绝。至齐东昏，遂毁玉像，前截臂，次取身，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。戴安道名逵，其子颙，见《宋书·隐逸传》。云：自汉世始有佛像，形制未工。逵特善其事，颙亦参焉。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，既成，面恨瘦，工人不能治，乃迎颙看之。颙曰：“非面瘦，乃臂胛肥耳。”既错减臂胛，瘦患即除，无不叹服焉。元魏造像，规模尤大，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。
画工见贱，尤甚于书工。《颜氏家训·杂艺篇》云：“吴郡顾士端，出身湘东国侍郎，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。有子曰庭，西朝中书舍人。父子并有琴书之艺，尤妙丹青。常被元帝所使，每怀羞恨。彭城刘岳，橐之子也。仕为骠骑府管记、平氏县令。才学快士，而画绝伦。后随武陵王入蜀。下牢之败，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，与诸工巧杂处。乡使三贤都不晓画，直运素业，岂见此耻乎？”其见轻可谓甚矣。然名画与法书，同为人所宝爱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簿录类，有《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》一卷，《法书目录》六卷，《书品》二卷，《名手画录》一卷。
魏复雅乐，始自杜夔，已见《秦汉史》第十九章第六节。晋初，荀勖典知乐事，又修律吕，事见《晋书·勖传》及《宋书·乐志》。《志》云：江左以无雅乐器及伶人，省大乐并鼓吹令。是后颇得登哥食举之乐，犹有未备。明帝大宁末，又诏阮孚等增益之。成帝咸和中，乃复置大乐官，鸠习遗逸。而尚未有金石也。初荀勖修正钟磬，事未竟而勖薨。惠帝元康三年，诏其子蕃修定金石，以施郊庙。（事亦见《晋书·裴秀传》。）寻直丧乱，遗声旧制，莫有记者。庾亮为荆州，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。亮寻薨，庾翼、桓温，专事军旅，乐器在库，遂至朽坏焉。晋氏之乱也，乐人悉没戎虏。（《晋书·刘弘传》云：伶人避乱，多至荆州。下书郡县，使安慰之。须朝廷旋反，送还本署。则时伶人亦有南奔者，朝廷未能存抚耳。）及胡亡，邺下乐人，颇有来者。谢尚时为尚书仆射，因之以具钟磬。大元中，破苻坚，又获乐工扬蜀等，闲练旧乐，四厢金石始备焉。《隋书·音乐志》曰：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，尽获苻氏旧乐。垂息为魏所败，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大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。德迁都广固，子超嗣立，其母先没姚兴，超以大乐伎百二十人诣兴赎母。及宋武帝入关，悉收南度。文帝元嘉九年，大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。至十四年，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。齐代因而用之。梁武帝思弘古乐。天监元年，下诏访百寮。是时对者七十八家，咸多引流略，浩荡其辞，言乐之宜改，而不言改乐之法。帝既素善钟律，详悉旧事，遂自制定礼乐。其后台城沦没，乐府不修。王僧辩破侯景，诸乐并送荆州。经乱，工器颇阙。元帝诏有司补缀。才备，荆州陷没。西人不知采用，工人有知音者，并入关中，随例没为奴婢。又云：清乐，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。并汉末旧曲。乐器形制，并歌章古辞，与魏三祖所作者，皆被于史籍。属晋朝迁播，夷羯窃据，其音分散。苻永固平张氏，始于凉州得之。宋武平关中，因而入南，不复存于内地。及平陈后获之。高祖听之，善其节奏，曰：“此华夏正声也。昔因永嘉，流于江外，我受天命，今复会同”云云。此洛京乱后，雅乐流播之大略也。
《隋志》又云：道武克中山，大武平统万，或得其宫县，或收其古乐。于时经营是迫，雅器斯寝。孝文颇为诗歌，以勖在位。谣俗流传，布诸音律。大臣驰骋汉、魏，旁罗宋、齐。功成奋豫，代有制作。莫不各扬庙舞，自造郊歌，宣畅功德，辉光当世，而移风易俗，浸以陵夷。《周书·斛斯征传》云：孝武西迁，雅乐废阙，征博采遗逸，稽诸典故，创新改旧，方始备焉。《隋志》又云：齐文宣将有创革，尚乐典御祖珽，自言旧在洛下，晓知旧乐。上书曰：“魏氏来自云朔，肇有诸华，乐操土风，未移其俗。至道武帝皇始元年，破慕容宝于中山，获晋乐器，不知采用，皆委弃之。天兴初，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，创制宫县，而钟管不备。乐章既阙，杂以簸逻回歌。初用八佾，作始皇之舞。至大武帝平河西，得沮渠蒙逊之伎，宾嘉大礼，皆杂用焉。此声所兴，盖苻坚之末，吕光出平西域，得胡戎之乐，因又改变，杂以秦声，所谓秦汉乐也。至永熙中，录尚书长孙承业，共臣先人大常卿莹等，斟酌缮修，戎华兼采。至于钟律，焕然大备。自古相袭，损益可知。今之创制，请以为准。”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，始具宫县之器。仍杂西凉之曲。乐名广成，而舞不立号。所谓洛阳旧乐者也。（《志》又载牛弘奏云：“后魏洛阳之曲，据魏史云：大武平赫连昌所得，更无明证。”）《何妥传》：妥请兴雅乐，表言：“江东宋、齐以来，至于梁代，所行乐事，犹皆传古。侯景篡逆，乐师分散，四舞、（鞞、铎、巾、拂。）三调，（清、平、瑟。）悉度伪齐。齐氏虽知传受得曲，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。”《隋志》又言：后周大祖辅魏之时，高昌款附，乃得其伎，教习以备宴飨之礼。及天和六年，武帝罢掖庭四夷乐，（《周书·本纪》在九月。）其后帝聘皇后于北狄，得其所获康国、龟兹等乐，更杂以高昌之旧，并于大司乐习焉。采用其声，被于钟石，取周官制以陈之。明帝武成二年，正月朔旦，会群臣于紫极殿，始用百戏。武帝保定元年，诏罢之。（亦见《周书·本纪》。）及宣帝即位，广召杂伎，增修百戏，鱼龙漫衍，常陈殿前。（见《纪》大象元年。）武帝以梁鼓吹熊罴十二案，每元正大会，列于县间，与正乐合奏。宣帝时，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。晨出夜还，恒陈鼓吹。《志》又载牛弘谓“后周之乐，皆是新造，杂有边裔之声，戎音乱华，皆不可用”云。魏、齐、周三朝之乐，大略如此。
晋、南北朝，实为外国音乐流传中国之世。据《隋书·音乐志》：炀帝定清乐、西凉、龟兹、天竺、康国、疏勒、安国、高丽、礼毕为九部。除清乐并汉末旧曲，礼毕出自晋大尉庾亮家外，（亮卒，其伎追思亮，因假为其面，执翳以舞，象其容。取其谥以号之，谓为文康乐。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，故以礼毕为名。）余皆来自异域。西凉者，起苻氏之末，吕光、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，变龟兹声为之，号为秦汉伎。魏大武平河西得之，谓之西凉乐。至魏、周之际，遂谓之国伎。龟兹者，起自吕光灭龟兹，因得其声。吕氏亡，其乐分散。后魏平中原，复获之。其后声多变易。至隋，有西国龟兹，齐朝龟兹，土龟兹等，凡三部。天竺者，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，重四译来贡男伎。康国，起自周代聘北狄为后，得其所获西戎伎，因其声。疏勒、安国、高丽，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，因得其伎云。《志》又云：吹笛、弹琵琶、五弦及歌舞之伎，齐自文襄以来，皆所爱好。至河清以后，传习尤盛。后主惟赏胡戎乐，耽爱无已。于是繁手淫声，争新哀怨。故曹妙达、安未弱、安马驹之徒，至有封王开府者。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。后主亦能自度新曲。亲执乐器，悦玩无倦。倚弦而歌，别采新声，为无愁曲。音均窈窕，极于哀思。使胡兄、阉官之辈齐唱和之。莫不陨涕。虽行幸道路，或时马上奏之。乐往哀来，竟以亡国。盖时外国音乐，率较中国旧乐为幽怨、高吭，故俗好之如此云。《颜氏家训·杂艺篇》云：“礼曰：君子无故不撤琴瑟。古来名士，多所爱好。洎于梁初，衣冠子弟，不知琴者，号有所阙。”此亦习俗使然，好尚未必存焉也。
角抵百戏，仍颇盛行。《晋书·武帝纪》：泰始元年，十二月，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。《成帝纪》：咸康七年，十二月，除乐府杂伎。然《齐书·礼志》言：“晋中朝元会，设卧骑、倒骑、颠骑，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，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。”则除之究不能尽矣。《抱朴子·对俗篇》言：“幻化之事，九百有余。”可想见其盛况。《周书·崔猷传》谓大统时，大庙初成，四时祭祀，犹设俳优角抵之戏，则北朝亦迄有之也。俳优者，《北齐书·尉景传》言：神武令优者石董桶戏之。董桶剥景衣曰：“公剥百姓，董桶何为不剥公？”犹是诙谐剽剥之旧也。
《齐书·崔祖思传》：高帝初即位，祖思启陈政事曰：“前汉编户千万，大乐伶官，方八百二十九人。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，正乐定员，惟置三百八十八人。今户口不能百万，而大乐雅郑，元徽时校试，千有余人，后堂杂伎，不在其数。”《王晏传》：晏弟诩，永明中为少府卿。六年，敕位未登黄门郎，不得畜女伎。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。《南史·王琨传》：大明中，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，下省设女乐，要琨同听。侍酒行炙，皆悉内伎。《陈书·章昭达传》：每饮会，必盛设女伎杂乐，备尽羌胡之声。音律姿容，并一时之妙。虽临寇对敌，旗鼓相望，弗之废也。壮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，岂况平时之酣歌恒舞哉？然满堂而饮酒，一人乡隅而饮泣，则四坐为之不乐；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；果何以致和气之应乎？曷怪墨翟有《非乐》之篇也。
晋、南北朝，为文字趋于靡丽之世。以诸葛亮之综事经物，而人或怪其文采不艳，（见《秦汉史》第十九章第六节。）即可见当时之风尚。《抱朴子·喻蔽篇》，述时人论王仲任者，病其“属辞比义，不尽美”，亦此等见解也。葛氏虽正其非，然其所作之文，亦繁而不杀。《钧世篇》论今人之文学，不必不如古人，其说多通。然又云：“俱论宫室，奚斯路寝之颂，何如王生之赋《灵光》？同说游猎，叔曰卢铃之诗，何如相如之言《上林》？并美祭祀，《清庙》、《云汉》之辞，何如郭氏《南郊》之艳？等称征伐，《出军》、《六月》之作，何如陈琳《武军》之壮？”则亦病古之醇素，而贵后之雕饰矣，可见自拔于风气之难也。（《晋书·刘颂传》详载其奏疏，且称之曰：“游目西京，望贾谊而非远，眷言东国，顾郎而有余。”可谓以言存其人矣，然又讥其文惭华婉。《傅咸传》云：“好属文论，虽绮丽不足，而言成规鉴。”皆眷眷于文辞。此等皆时人之议论，为史氏所采者也。）曹魏之世，文章虽尚华饰，去古尚不甚远。晋初潘、陆，稍离其真，然迄宋世，尚有雅正之作。至齐、梁而雕琢涂泽愈甚矣。北方文字，初较南方为质朴，至其末叶，乃亦与之俱化焉。（南朝文学之华靡，至梁之叔世而极。所谓宫体是也，见《南史·徐摛传》。北朝则大盛于北齐后主之世。祖珽奏立文林馆，召引文学之士，一时称盛焉。见《北史·文苑传》。《传》云：“永明、天监之际，大和、天保之间，洛阳、江左，文雅尤盛。彼此好尚，雅有异同，江左宫商发越，贵于清绮。河朔辞义贞刚，重乎气质。气质则理胜其辞，清绮则文过其意。理深者便于时用，文华者宜于咏歌。此南北辞人得失之大较也。”然又云：“革车电迈，渚宫云彻，梁荆之风，扇于关右。狂简之徒，斐然成俗。流宕忘反，无所取裁。”则周人虽欲复古，亦未能自立于风气之外矣。）
斯时缀述之家，多务搜集辞藻。葛洪所谓以古书当山渊，采伐渔猎其中者也。（《钧世篇》。）辞藻富丽者，吐属仍贵自然。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曰：“沈隐侯曰：文章当从三易：易见事一也，易识字二也，易读诵三也。邢子才常曰：沈侯文章，用事不使人觉，若胸亿语也。深以此服之。”用事若胸亿语，则于语言之法无背，此行文之正轨也。若乃有意堆砌，致使辞浮于意，则虽庾信之富丽，论者且訾为辞赋之罪人矣。（《周书·信传论》。）又其甚者，如《颜氏·勉学篇》所讥：“既不学问，而又羞为鄙朴。道听涂说，强事饰辞。一二百件，传相祖述，寻问莫知缘由，施安时复失所。”则为绝物也矣。此等人并不读书，然读书者亦不必皆善雕饰。刘昼以举秀才不第，发愤缉缀辞藻，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。昼制一首赋，以《六合》为名。自谓绝伦，吟讽不辍。以呈魏收。收谓人曰：“赋名六合，其愚已甚，及见其赋，又愚于名。”此真可发一笑。颜氏云：“学问有利钝，文章有巧拙。钝学累功，不妨精熟，拙文研思，终归蚩鄙。但成学士，自足为人，必乏天才，勿强操笔。”（《文章篇》。）学问自有其真，夫岂钝根所能就？颜氏所云，亦经生呫哗之业耳。然善用所长，亦足自立，究愈于强用所短者也。而一时风气鼓荡，必率天下之人而出于一途。则知流俗波靡，未有不毁坏人才者。君子所以贵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也。
斯时之文字，有文笔之分。文贵华艳，笔则仍颇质实，与口语相去，初不甚远。然二者已不必兼长。《晋书·挚虞传》云：东平大叔广，枢机清辩。广谈虞不能对，虞笔广不能答。《乐广传》云：广善清言，而不长于笔。累迁侍中河南尹。将让尹,请潘岳为表。岳曰:“当得君意。”广乃作二百句语，述己之志。岳因取次比，便成名笔。时人咸云：“若广不假岳之笔，岳不取广之志，无以成斯美也。”《齐书·刘绘传》：绘以辞辩，敕接虏使。事毕，当撰语辞。绘谓人曰：“无论润饰，未易，但得我语亦难矣。”皆可见口舌笔札，二者自有悬违也。然口语次比，便可成笔，则其相去究不甚远，故虽不读书者，亦或能为之。《齐书·周颙传》言颙善尺牍，而沈攸之送绝交书，大祖仍口授令颙裁答。《魏书·杨大眼传》云：大眼虽不学，恒遣人读书，坐而听之，悉皆记识。令作露布，皆口授之，而竟不多识字也。《周书·梁台传》云：不过识千余字，而口占书启，辞意可观。此尚与王平所识不过十字，而能口授作书无异。（见《秦汉史》第十九章第六节。）大抵当时古书，苟非有意涂泽者，仍是尽人所能解。《晋书·石勒载记》言：勒尝使人读《汉书》，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，大惊曰：“此法当失，何得遂成天下？”至留侯谏，乃曰：“赖有此耳。”此与杨大眼使人读书坐而听之正同。《赫连勃勃载记》：刘裕入长安，遣使遗勃勃书。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。召裕使前，口授舍人为书，封以答裕。裕览其文而奇之。苟与语言相去甚远，必非勃勃所能记也。《宋书·刘穆之传》云：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。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。自旦至中，穆之得百函，龄石得八十函，而穆之应对无废也。此等书翰，亦必仅就口语，略事翦裁耳。《魏书·胡叟传》云：好作文。既善为典雅之辞，又工为鄙俗之句。《成淹传》云：子霄，亦学涉，好为文咏，但辞采不伦，率多鄙俗。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，诗赋间起。知音之士，共所嗤笑。闾巷浅识，颂讽成群，乃至大行于世，则知俗语亦可为文，但不为文士所贵耳。
文士之于语言，既但用之于笔，则高文典册，必也竞事涂泽，寖失其真矣。穷而思返，实始北周。《周书·苏绰传》曰：自有晋之季，文章竞为浮华，遂成风俗，大祖欲革其弊，因魏帝祭庙，群臣毕至，乃命绰为《大诰》奏行之。自是之后，文笔皆依此体。恭帝元年大祖命卢辩作诰喻公卿，（见第五节。）及闵帝时魏帝禅诏，册文，亦皆苏绰《大诰》之流也。此等文字，虽似质实，实则仍以古语堆砌，未能达其真意。此仍是涂泽，不过其所涂泽者不同耳。故史臣讥其“矫枉非适时之用”焉。（《王褒庾信传论》。）
赋体多学汉人，间有渐趋妍俊者，如《雪》、《月》、《恨》、《别》诸赋是也。诗体亦仍汉世之五言。如陶潜之高旷，谢灵运之工整，鲍照之雄骏，可谓各自名家。然较诸汉、魏以前之作，如《古诗》十九首等，则真朴渐漓矣。乐府之体，稍为文人所效为。《宋书·乐志》云：“凡乐章古辞，今之存者，并汉世街陌谣讴。吴哥、杂曲，并出江东，晋、宋已来，稍有增广。古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大夫献诗，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。秦、汉阙采诗之官，歌咏多因前代。与时事既不相应，且无以垂示后昆。汉武帝虽颇造新哥，然不以光扬祖考，崇述正德为先，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，商、周雅颂之体阙焉。”观此，可知是时之诗，民间歌谣见采者日希，文人之所为愈盛矣。
陶渊明（365或372或376—427），字元亮，浔阳柴桑（今江西九江西南）人。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，陶诗今存125首，多为五言诗。
视书法为艺事之风，降而益甚。古篆稍废，通行最广者，实惟隶书。作隶求其姿媚，则有八分书，亦曰楷法。其专讲实用者，仍称为隶书，亦曰章程书。统观晋、南北朝诸史，善隶草者最多，工楷法者已少，古篆则几于绝无矣。此可见虽云艺事，仍不能不受实用之牵率也。江式六世祖琼，善虫篆古训，子孙世传家业。此在当时，盖为孤学。式上表求作《古今文字》，言曹喜、蔡邕、张揖、邯郸淳、韦诞、卫觊皆能篆，琼即受学于觊者，此皆魏、晋间人。《表》称“题篆宫禁，猥同上哲”，《传》言式篆体尤工，洛京宫殿诸门版题皆式书，似题署尚皆用篆。然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言：大元中，新起大极殿，谢安欲使其子献之题榜，而难言之，试谓曰：“魏时凌云殿榜未题，而匠者误钉之，不可下，乃使韦仲将县橙书之。比讫，须发尽白，裁余气息。还语子弟，宜绝此法。”献之揣知其旨，正色曰：“仲将魏之大臣，宁有此事？使其若此，有以知魏德之不长。”安遂不之逼。献之，《传》仅言其工草隶而已。《魏书·卢玄传》言代京宫殿，多其孙渊所题，亦仅云其六世祖志法钟繇书，传业累世。繇亦仅工章程书耳。《窦瑾传》：子遵，善楷、篆。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多遵书，此当皆用楷、篆。然《周书·艺术传》言：冀儁善隶书。赵义深少学楷隶，雅有鍾、王之则。当时碑榜，惟文深及儁而已。平江陵后，王褒入关。贵游等翕然，并学褒书。文深之书，遂被遐弃。文深惭恨，形于言色。后知好尚难反，亦攻习褒书。然竟无所成。转被讥议，谓之学步邯郸焉。至于碑榜，余人犹莫能逮。王褒亦每推先之。宫殿楼阁，皆其迹也。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，汉南人士，亦以为工。虽外任，每须题榜，辄复追之。儁固仅以善隶称，文深虽楷、隶并言，然云有钟、王之则，则所工者亦隶书也。然则碑榜亦不必篆分矣。古篆之用日少，此识之者所由日希欤？（见第一节。）
卫恒作《四体书势》：一为古文，二为篆书，三为隶书，四为草书，行书即该于隶书之中。盖行、楷八分皆隶之小变，不足独成一体也。然则晋、南北朝诸史所称善隶书者，亦未始不可兼该行、楷矣。而楷法之名，亦渐移于章程书，不专指八分。《北齐书·赵彦深传》：子仲将，善草隶。虽与弟书，书字楷正。云：“草不可不解。若施之于人，即似相轻易。若与当家中卑幼，又恐疑所在宜尔。是以必须隶笔。”此云楷正，即指隶书，事甚明白。然其所谓隶笔，未必不苞行书，不必皆如今之正书，亦理之可信者也。《四体书势》于行书称鍾、胡，而荀勖领秘书监，立书博士，置弟子教习，以钟、胡为法，可见行书为用之广矣。史于行书，亦间有别诸隶书者，如《魏书·崔玄伯传》，言其尤善草、隶、行押之书是也，然甚少。
当时工书者，颇多衣冠中人。南则王、谢，（如《晋书·王导传》言其孙岷善行书，《谢安传》亦言其善行书。）北则崔、卢，（见《魏书·崔玄伯》、玄伯子《浩》及《卢渊传》。）并为史所艳称，而王羲之尤称“古今之冠”。（《晋书》本传语。）书艺既为世所重，名人笔迹，亦因之见宝。齐大祖尝示王僧虔古迹十一袠，就求能书人名。僧虔得民间所有袠中所无者十一卷奏之。又上羊欣所撰《能书人名》一卷。（《齐书》本传。又《刘绘传》，绘善隶书，亦尝撰《能书人名》。）梁武帝天监初，殷钧为秘书郎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，更为目录。又受诏料简西省法书古迹，别为品目。（《梁书》本传。）西阳王大钧，年七岁，高祖尝问读何书？对曰：学《诗》。因命讽诵，音均清雅。赐王羲之书一卷。（《梁书·大宗十一王传》。）陈时，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，大获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。事觉，其书并没县官，藏于秘府。世祖以始兴王伯茂好古，多以赐之。（《陈书·世祖九王传》。）此皆天家之藏。桓玄爱王羲之父子书，各为一袠，置左右玩之。（《晋书·羲之传》。）江祐远致饷遗，或取诸王名书。（《南史》本传。）此则士大夫之笃嗜成癖者也。北方则多宝崔、卢之书。《魏书·崔浩传》言；世宝其迹，多裁割缀连，以为模楷。《梁书·文学·周兴嗣传》言：次均王羲之书千字，使兴嗣为文。此皆世所谓集字。《魏书·崔玄伯传》：玄伯父潜，为兄浑诔手笔草本，延昌初，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，遇得之。深藏秘之。武定中，遵业子松年，以遗黄门郎崔季舒。人多摹拓之。则又后世钩摹展拓之本矣。
诏令、奏议，要密者或出亲书，盖欲以防诈伪。蔡兴宗说宋明帝为手诏以慰殷琰，已见第九章第五节。刘道济之死，裴方明等使书与相似者为教，酬答签疏。萧颖胄死，州中秘之，亦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。此皆施于军机紧急之时。谢兄朏，在吴兴，论启公事稽晚，辄代为启，齐明帝见非其手迹，被问，见原，此则施之平时者矣。冀儁特工模写，周大祖令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，令将兵助大祖讨侯莫陈悦。儁依旧敕模写，及代舍人主书等署，与真无异，此固禀分使然，亦其时多用手笔，故有工于模放者邪？《宋书·武三王传》言：衡阳王义季素拙书，文帝听使余人书启事，惟自署名，则非特许必出亲笔，故梁昭明大子疾，武帝敕参问，辄自力手书启也。万几日不暇给，或武人实不能书者，亦须自署名。《南史·恩幸传》云：齐高帝在领军府，令纪僧真学手迹下名。篡位后报答书疏，皆付僧真。上观之，笑曰：“我亦不复能别也。”《王敬则传》云：敬则不识书，止下名。《侯安都传》云：安都日益骄慢，表启封讫，有事未尽，乃开封自书之，云又启某事。然则本不自书也。手迹之为用既广，留意于其工拙者遂多。刘穆之说宋高祖，已见第二节。《魏书·崔玄伯传》：弟子衡学崔浩书，颇亦类焉。天安元年，擢为内秘书中散。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其述。此则虏主不能书，而使工书者为代也。北齐高祖令工书人韩毅在东馆师友诸王。后主在东宫，世祖亦选善书人性行纯谨者令侍书。（《北齐书·儒林传》。）亦以世重书法，故加意教习也。
书工有徒取机速能集事者。《齐书·幸臣传》：刘系宗，泰始中为主书。大祖废苍梧，明日，呼正直舍人虞整，醉不能起。系宗欢喜奉命。使写诸处分敕令及四方书疏。使主书十人，书吏二十人配之。事皆称旨。此等但求能赴事机，未必更求笔迹之美。若崔衡供职，兼及虏主所览；《梁书·张率传》：敕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，使工书人琅邪王深、吴郡范怀约、褚洵等缮写，以给后宫；则兼求其书法之工矣。然当时虽重书法，于工书者仍贱视之。观王献之对谢安语可见。《宋书·羊欣传》：元显每使欣书，尝辞不奉命。元显怒，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。此职本用寒人，欣意貌恬然，不以高卑见色，论者称焉。观刘系宗本为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，诞举兵，广陵城内皆死，敕赦之，又以为东宫侍书，则知作书本寒人事也。《梁书·刘显传》：尝为上朝诗，沈约见而美之。时约郊居宅新成，因命工书人题之于壁。《文学传》：约郊居宅新构阁斋，刘杳为赞二首，并以所撰文章呈约。约即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。此等工书人，亦必寒素可随意使令者。《颜氏家训·杂艺篇》言：“真草书迹，微须留意，江南谚云：尺牍书疏，千里面目也。”然又言：“此艺不须过精。（见第二节。）王褒地胄清华，才学优敏，后虽入关，亦被礼遇，犹以书工，崎岖碑碣之间，辛苦笔砚之役。尝悔恨曰：使吾不知书，可不至今日邪？”赵文深书见遐弃而以为恨，褒书见推重而亦以为恨，膏粱寒素，自处之不同，概可见矣。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云：灵运诗书，皆兼独绝，每文竟，手自写之，文帝称为二宝。然则当时士夫，自写文字者绝少，书工之见役使者必多也。
图画仍以人物为主。王粹图庄周于室，广集朝士，使嵇含为之赞。（《晋书·忠义嵇绍传》。）宋明光殿以胡粉涂壁，画古贤、烈士。（《宋书·百官志》。）王纶之为豫章大守，图画陈蕃、华歆、谢鲲象于郡朝堂。顾野王与王褒并为梁宣城王宾客。王于东府起斋，命野王画古贤，褒书赞。韦叡居家无事，慕万石、陆贾之为人，画之于壁以自玩。石季龙造大武殿初成，图画自古贤圣、忠臣、孝子、烈士、贞女。（《晋书·艺术·佛图澄传》。《传》又云：皆变为胡状。旬余，头悉缩入肩中，惟冠仿佛微出。季龙大恶之，秘而不言也。《宋书·五行志》亦云：石虎末，大武殿前所图贤圣人象人头悉缩入肩中。说虽怪诞，然其图画人象，自系实事也。）皆画古人于屋壁，以资鉴戒。李玄盛于南门外临水起堂，名曰靖恭之堂，以议朝政，阅武事。图赞自古圣帝、明王、忠臣、孝子、烈士、贞女，亲为序颂。当时文武臣僚，亦皆图焉。则兼及今人矣。齐武帝时，藩邸严急，诸王《五经》之外，惟得看《孝子图》，已见第十章第一节。王僧虔子慈，年八岁，外祖宋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，施宝物，恣所取，慈取素琴、石砚及《孝子图》而已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梁有《孝经图》一卷，《孝经孔子图》二卷，杂传类又有《陈留先贤像赞》一卷，《会稽先贤像赞》五卷，皆装成卷帙者。魏肃宗欲释奠，豫诏有司，图饰圣贤，（见第一节。）则祠祀者亦有画像也。（《宋书·自序》：世祖以沈伯玉容状似画图仲尼像，常呼为孔丘，此孔子像不知在庙中？抑在屋壁上？或装成卷帙？然当时孔子画像必颇多，则可想见也。）画今人者：王玄谟子宽，泰始初为随郡大守，逢四方反，父在建康，宽弃郡自归。以母在西，为贼所执，请西行。遂袭破随郡，收其母。事平，明帝嘉之，使图宽形以上。齐高帝图功臣，刘僧副在焉。（《南史·刘善明传》。）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，使工图其像，王亮、宗皆与焉。（并见《梁书》本传。）桓康随武帝起兵。所经村邑，恣行暴害。江南人畏之，以其名怖小儿。画其形于寺中。病疟者写形帖着床壁，无不立愈。（《南史》本传。）冯道根为豫州，梁高祖引与燕，召工图其形象。柳仲礼迁司州，帝思见其面，亦使画工图之。张缅居宪司，号为劲直，帝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，以励当官。陈武帝定杜僧明等之乱，帝亦遣画工图其容貌而观之。昭明大子起乐贤堂，使图工先图刘孝绰。王秀之钦慕宗测，令陆探微画其形，与己相对。（《南史·隐逸传》。）夏侯亶迁吴兴大守，在郡有惠政，吏人图其像，立碑颂美。齐武成于华林起玄洲苑，备山水台观之丽，诏于阁上画魏收。许惇迁守阳平，治为天下第一，特加赏异，图形于阙。凡此皆徒画其人。《南史·宋宗室诸王传》：长沙景王道怜之孙韫，人才凡鄙。在湘州、雍州，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簿羽仪，常自披玩。尝以示蔡兴宗，兴宗戏之，阳若不解画者，指韫形问之曰：“此何人而在舆？”韫曰：“正是我。”其庸鄙类如此。《梁书·康绚传》：绚身长八尺，容貌绝伦。虽居显官，犹习武艺。高祖幸德阳殿戏马，敕绚马射。抚弦贯的，观者悦之。其日，上使画工图绚形，遣中使持以问绚，曰：“卿识此图不？”其见亲如此。此图中盖亦有多人？齐武帝志存恢复，使毛惠秀画《汉武北伐图》，置琅邪城射堂壁，游幸辄观焉。（《齐书·王融传》。）此图除人物外，当更有他景色以资点缀也。然特以资点缀而已，所重者仍在人物，故有以善画一种人物称者，如《齐书·刘绘传》言：荥阳毛惠远善画马，绘弟瑱善画妇人，当世并为第一是也。顾恺之之画，特重古今，观《晋书》本传所言，亦仅善于人物而已。《颜氏家训·杂艺篇》云：“武烈大子，偏能写真。坐上宾客，随宜点染，即成数人。以问童稚，皆知姓名矣。”《南史·陈本纪》云：袁彦聘隋，窃图隋文帝状以归。后主见之，大骇，曰：“吾不欲见此人。”此说不知信否？然当时有此速绘之术，自不诬也。
山水画似亦起于此时，但不多耳。《宋书·隐逸传》：宗炳，好山水，爱远游。西陟荆巫，南登衡岳。因而结宇衡山。欲怀尚平之志，（即《后书·逸民传》之向长，字子平。《注》云：《高士传》作尚。）有疾还江陵。叹曰：“老、疾俱至，名山恐难遍睹，惟当澄怀观道，卧以游之。”凡所游履，皆图之于室。谓人曰：“抚琴动操，欲令众山皆响。”此所画者，必为山水无疑。炳孙测，见《齐书·高逸传》。云：欲游名山，乃写祖炳所画《尚子平图》于壁上，则仍为人物矣。《宋书·王微传》，微报何偃书曰：“性知画缋，盘纡纠纷，或记心目。故兼山水之爱。一往迹求，皆放象也。”此所言者，或亦山水画。
佛画、佛像，亦随佛教而俱兴。《梁书·诸夷传》述县光宅寺云：大同中，出旧塔舍利，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，以广寺域。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，穷于轮奂焉。其图诸经变，并吴人张繇运笔。繇丹青之工，一时冠绝。又云：师子国，晋义熙初，始遣献玉像。经十载乃至。像高四尺二寸。玉色洁润。形制殊特，殆非人工。此像历晋、宋世在瓦官寺。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，及顾长康《维摩画图》，世人谓为三绝。至齐东昏，遂毁玉像，前截臂，次取身，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。戴安道名逵，其子颙，见《宋书·隐逸传》。云：自汉世始有佛像，形制未工。逵特善其事，颙亦参焉。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，既成，面恨瘦，工人不能治，乃迎颙看之。颙曰：“非面瘦，乃臂胛肥耳。”既错减臂胛，瘦患即除，无不叹服焉。元魏造像，规模尤大，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。
画工见贱，尤甚于书工。《颜氏家训·杂艺篇》云：“吴郡顾士端，出身湘东国侍郎，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。有子曰庭，西朝中书舍人。父子并有琴书之艺，尤妙丹青。常被元帝所使，每怀羞恨。彭城刘岳，橐之子也。仕为骠骑府管记、平氏县令。才学快士，而画绝伦。后随武陵王入蜀。下牢之败，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，与诸工巧杂处。乡使三贤都不晓画，直运素业，岂见此耻乎？”其见轻可谓甚矣。然名画与法书，同为人所宝爱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簿录类，有《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》一卷，《法书目录》六卷，《书品》二卷，《名手画录》一卷。
魏复雅乐，始自杜夔，已见《秦汉史》第十九章第六节。晋初，荀勖典知乐事，又修律吕，事见《晋书·勖传》及《宋书·乐志》。《志》云：江左以无雅乐器及伶人，省大乐并鼓吹令。是后颇得登哥食举之乐，犹有未备。明帝大宁末，又诏阮孚等增益之。成帝咸和中，乃复置大乐官，鸠习遗逸。而尚未有金石也。初荀勖修正钟磬，事未竟而勖薨。惠帝元康三年，诏其子蕃修定金石，以施郊庙。（事亦见《晋书·裴秀传》。）寻直丧乱，遗声旧制，莫有记者。庾亮为荆州，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。亮寻薨，庾翼、桓温，专事军旅，乐器在库，遂至朽坏焉。晋氏之乱也，乐人悉没戎虏。（《晋书·刘弘传》云：伶人避乱，多至荆州。下书郡县，使安慰之。须朝廷旋反，送还本署。则时伶人亦有南奔者，朝廷未能存抚耳。）及胡亡，邺下乐人，颇有来者。谢尚时为尚书仆射，因之以具钟磬。大元中，破苻坚，又获乐工扬蜀等，闲练旧乐，四厢金石始备焉。《隋书·音乐志》曰：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，尽获苻氏旧乐。垂息为魏所败，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大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。德迁都广固，子超嗣立，其母先没姚兴，超以大乐伎百二十人诣兴赎母。及宋武帝入关，悉收南度。文帝元嘉九年，大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。至十四年，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。齐代因而用之。梁武帝思弘古乐。天监元年，下诏访百寮。是时对者七十八家，咸多引流略，浩荡其辞，言乐之宜改，而不言改乐之法。帝既素善钟律，详悉旧事，遂自制定礼乐。其后台城沦没，乐府不修。王僧辩破侯景，诸乐并送荆州。经乱，工器颇阙。元帝诏有司补缀。才备，荆州陷没。西人不知采用，工人有知音者，并入关中，随例没为奴婢。又云：清乐，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。并汉末旧曲。乐器形制，并歌章古辞，与魏三祖所作者，皆被于史籍。属晋朝迁播，夷羯窃据，其音分散。苻永固平张氏，始于凉州得之。宋武平关中，因而入南，不复存于内地。及平陈后获之。高祖听之，善其节奏，曰：“此华夏正声也。昔因永嘉，流于江外，我受天命，今复会同”云云。此洛京乱后，雅乐流播之大略也。
《隋志》又云：道武克中山，大武平统万，或得其宫县，或收其古乐。于时经营是迫，雅器斯寝。孝文颇为诗歌，以勖在位。谣俗流传，布诸音律。大臣驰骋汉、魏，旁罗宋、齐。功成奋豫，代有制作。莫不各扬庙舞，自造郊歌，宣畅功德，辉光当世，而移风易俗，浸以陵夷。《周书·斛斯征传》云：孝武西迁，雅乐废阙，征博采遗逸，稽诸典故，创新改旧，方始备焉。《隋志》又云：齐文宣将有创革，尚乐典御祖珽，自言旧在洛下，晓知旧乐。上书曰：“魏氏来自云朔，肇有诸华，乐操土风，未移其俗。至道武帝皇始元年，破慕容宝于中山，获晋乐器，不知采用，皆委弃之。天兴初，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，创制宫县，而钟管不备。乐章既阙，杂以簸逻回歌。初用八佾，作始皇之舞。至大武帝平河西，得沮渠蒙逊之伎，宾嘉大礼，皆杂用焉。此声所兴，盖苻坚之末，吕光出平西域，得胡戎之乐，因又改变，杂以秦声，所谓秦汉乐也。至永熙中，录尚书长孙承业，共臣先人大常卿莹等，斟酌缮修，戎华兼采。至于钟律，焕然大备。自古相袭，损益可知。今之创制，请以为准。”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，始具宫县之器。仍杂西凉之曲。乐名广成，而舞不立号。所谓洛阳旧乐者也。（《志》又载牛弘奏云：“后魏洛阳之曲，据魏史云：大武平赫连昌所得，更无明证。”）《何妥传》：妥请兴雅乐，表言：“江东宋、齐以来，至于梁代，所行乐事，犹皆传古。侯景篡逆，乐师分散，四舞、（鞞、铎、巾、拂。）三调，（清、平、瑟。）悉度伪齐。齐氏虽知传受得曲，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。”《隋志》又言：后周大祖辅魏之时，高昌款附，乃得其伎，教习以备宴飨之礼。及天和六年，武帝罢掖庭四夷乐，（《周书·本纪》在九月。）其后帝聘皇后于北狄，得其所获康国、龟兹等乐，更杂以高昌之旧，并于大司乐习焉。采用其声，被于钟石，取周官制以陈之。明帝武成二年，正月朔旦，会群臣于紫极殿，始用百戏。武帝保定元年，诏罢之。（亦见《周书·本纪》。）及宣帝即位，广召杂伎，增修百戏，鱼龙漫衍，常陈殿前。（见《纪》大象元年。）武帝以梁鼓吹熊罴十二案，每元正大会，列于县间，与正乐合奏。宣帝时，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。晨出夜还，恒陈鼓吹。《志》又载牛弘谓“后周之乐，皆是新造，杂有边裔之声，戎音乱华，皆不可用”云。魏、齐、周三朝之乐，大略如此。
晋、南北朝，实为外国音乐流传中国之世。据《隋书·音乐志》：炀帝定清乐、西凉、龟兹、天竺、康国、疏勒、安国、高丽、礼毕为九部。除清乐并汉末旧曲，礼毕出自晋大尉庾亮家外，（亮卒，其伎追思亮，因假为其面，执翳以舞，象其容。取其谥以号之，谓为文康乐。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，故以礼毕为名。）余皆来自异域。西凉者，起苻氏之末，吕光、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，变龟兹声为之，号为秦汉伎。魏大武平河西得之，谓之西凉乐。至魏、周之际，遂谓之国伎。龟兹者，起自吕光灭龟兹，因得其声。吕氏亡，其乐分散。后魏平中原，复获之。其后声多变易。至隋，有西国龟兹，齐朝龟兹，土龟兹等，凡三部。天竺者，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，重四译来贡男伎。康国，起自周代聘北狄为后，得其所获西戎伎，因其声。疏勒、安国、高丽，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，因得其伎云。《志》又云：吹笛、弹琵琶、五弦及歌舞之伎，齐自文襄以来，皆所爱好。至河清以后，传习尤盛。后主惟赏胡戎乐，耽爱无已。于是繁手淫声，争新哀怨。故曹妙达、安未弱、安马驹之徒，至有封王开府者。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。后主亦能自度新曲。亲执乐器，悦玩无倦。倚弦而歌，别采新声，为无愁曲。音均窈窕，极于哀思。使胡兄、阉官之辈齐唱和之。莫不陨涕。虽行幸道路，或时马上奏之。乐往哀来，竟以亡国。盖时外国音乐，率较中国旧乐为幽怨、高吭，故俗好之如此云。《颜氏家训·杂艺篇》云：“礼曰：君子无故不撤琴瑟。古来名士，多所爱好。洎于梁初，衣冠子弟，不知琴者，号有所阙。”此亦习俗使然，好尚未必存焉也。
角抵百戏，仍颇盛行。《晋书·武帝纪》：泰始元年，十二月，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。《成帝纪》：咸康七年，十二月，除乐府杂伎。然《齐书·礼志》言：“晋中朝元会，设卧骑、倒骑、颠骑，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，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。”则除之究不能尽矣。《抱朴子·对俗篇》言：“幻化之事，九百有余。”可想见其盛况。《周书·崔猷传》谓大统时，大庙初成，四时祭祀，犹设俳优角抵之戏，则北朝亦迄有之也。俳优者，《北齐书·尉景传》言：神武令优者石董桶戏之。董桶剥景衣曰：“公剥百姓，董桶何为不剥公？”犹是诙谐剽剥之旧也。
《齐书·崔祖思传》：高帝初即位，祖思启陈政事曰：“前汉编户千万，大乐伶官，方八百二十九人。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，正乐定员，惟置三百八十八人。今户口不能百万，而大乐雅郑，元徽时校试，千有余人，后堂杂伎，不在其数。”《王晏传》：晏弟诩，永明中为少府卿。六年，敕位未登黄门郎，不得畜女伎。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。《南史·王琨传》：大明中，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，下省设女乐，要琨同听。侍酒行炙，皆悉内伎。《陈书·章昭达传》：每饮会，必盛设女伎杂乐，备尽羌胡之声。音律姿容，并一时之妙。虽临寇对敌，旗鼓相望，弗之废也。壮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，岂况平时之酣歌恒舞哉？然满堂而饮酒，一人乡隅而饮泣，则四坐为之不乐；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；果何以致和气之应乎？曷怪墨翟有《非乐》之篇也。